1926年10月，兵败的吴佩孚带着卫队逃到邓县，于学忠带着手下六个师长出门迎接，态度一如以往，这让吴佩孚感动不已。 吴佩孚一向以书生将军名闻北洋。1926年初，吴佩孚还在湖南主持大局，号称手握重兵。在汀泗桥一战，北伐军叶挺统率队伍猛攻，吴佩孚面前的防线很快崩溃。 后来，吴佩孚亲临贺胜桥督战，因局势混乱甚至亲自持刀整肃队伍，但士气依然低落无以为继，最终导致兵败。武昌失守时，他手下原本二十余万部队，最终仅带着四千卫士撤离。 各地旧部不少都称病、或避而不见，甚至在他途经汉口时，一些商会都选择闭门自保。此后一路辗转，日常物资也变得紧张，昔日的辉煌已不复存在。 到了10月，吴佩孚率部由湖北退至河南邓县。在到达前，已经尝遍各方冷淡，甚至连许多曾经交好的将领也都避而不见。可到了邓县，守城的于学忠提前率六名师长出城迎接。 而且提前给吴佩孚安排了最好的宅院，甚至连热水都准备妥当。于学忠之所以如此，公开资料显示，一方面是因为此前于学忠曾因作战有功得到吴佩孚破格提拔。 另一方面，于学忠在原部队中威信颇高，他对于旧主仍很看重人情和责任。人到面前，场面虽不恢弘，却极为周全细致。 北洋军阀体制松散，人心动荡，于学忠身居要职，他不随大流回避失败者，而是选择接纳。这在当时既需要胆气，也有策略考量。因为北伐军和冯玉祥部随时可能逼近邓县。 留在原地很快就会进退两难。但于学忠仍毅然带着部分原直系力量为吴佩孚保留“最后体面”。据回忆材料记载，接风宴不只一日，热情款待之外。 实际上于学忠也明白继续固守邓县终非长计，于是留心谋划下一步。不久，部队内部就出现了分歧。已有师长带头质疑：继续跟随吴佩孚可能毫无出路，部分人情绪激烈。 令局势一度紧张。甚至出现卫队擅自贩卖军马牟取物资的情况。在这种压力下，吴佩孚向于学忠坦言未来难测，希望后者能为部队另觅生路。 于学忠表态明确，但实际上已经私下研究脱身之道。他特意在地图上标注了豫东、山东等地，计划在合围压力之下解散现有部队，保留可用的人力与装备，寻找合适时机投身新势力。 过了十天，吴佩孚率队向西，经四川寻找出路。于学忠则在局势变化的节点，将残部悄然裁撤，随后便离开军队，装作普通百姓返回山东，不再直接参军。 到了这一阶段，外界普遍认为此事就此结束，但几个月后，于学忠的旧部突然出现在冯玉祥军控制区，对孙连仲控制的部队展开突袭，缴获武器装备后奔赴东北。 归顺张学良。在东北军体系里，凭借这批兵力和装备，于学忠很快崭露头角，成为张学良极为信任的骨干干将。张学良接受这些力量。 一方面看中了战斗力，另一方面也认可于学忠过去表现出的忠实与能力。再说吴佩孚，抵达四川后，并没有再组织军队或插手新政。 彼时四川多有地方军阀，吴佩孚因在北洋旧部中仍有人脉，并未沦落到困顿无依，但他也未东山再起。据记载，他开始以诗文为乐，偶有通过报刊发表意见，讨论时局。 彼此的命运从此进入新的轨迹。吴佩孚在战后的所有文件与通信，也能看出对往昔部下的记忆始终未曾断绝。 1939年，吴佩孚在北平病逝。各界忙于治丧之时，名单上赫然有于学忠的名字——于学忠此时已经成为东北军高层人物。资料记载，这一细节成为彼此二十年后再度联系的见证。 两人在历史大潮的不同阶段先后亮相，也曾各自体验高峰与低谷，相互扶持的因缘被后人不断提起。整个过程中，于学忠始终以坦率与义气见长。 吴佩孚则在落难与逆境中依旧保持尊严。这些片段皆可在近现代中国权威史料中查证。两人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也在无声中塑造了彼时政军格局，留下了鲜明的人物印记和真实的历史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