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重大遗憾：为何我军没能救出渣滓洞的志士？ 1949年11月。那时候重庆的空气里都不仅是火锅味，全是火药味。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隐约能听见了，国民党那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 当时被关在渣滓洞、白公馆的同志们，心里其实跟明镜似的。陈然、刘国鋕他们早就估摸着特务要下毒手。怎么办？越狱。 可越狱不是请客吃饭，那是拿命搏。怎么跑？路线怎么走？外头谁接应？这一系列问题，必须有外头的人配合。 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胡其芬。她当时关在女牢，是个极有胆识的女同志。她在狱中通过秘密渠道，写了一份这辈子最重要的报告——《最后的报告》。 这份报告有多重要？它几乎就是一份“越狱说明书”。 信里详细写了狱中的警卫配置、换岗时间、哪里墙皮薄、哪里能挖坑，甚至还给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建议外头的同志伪装成办案人员或者煤厂工人，里应外合，控制看守，武装劫狱。 可以说，只要这份信能准时送到重庆地下党手里，这就是300多条人命的“诺亚方舟”。 但这封信怎么送出去？ 这就得提到那个让历史充满了戏剧性和悲剧色彩的人物——黄茂才。 很多老一辈重庆人提起这个名字，第一反应可能还是“特务”。没错，他当时的身份就是渣滓洞的看守，穿一身国民党的皮，腰里别着家伙。但在江姐（江竹筠）和其他同志的长期感化下，这个农村出身的小伙子早就“身在曹营心在汉”了。江姐的遗书是他送出来的，很多情报也是他递出来的。 11月19日，是个要命的日子。胡其芬把那封沾着煤灰、藏着几百人求生希望的密信交给了黄茂才，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送到沙磁区工委书记刘康手里。 黄茂才揣着信，火急火燎地就下山了。 悲剧就在这时候发生了。黄茂才是个实诚人，也是个粗人，他太着急了，急到连身上的国民党军装都没来得及换。 开门的交通员一看这身打扮，心瞬间就提到了嗓子眼——这不明摆着是特务来“钓鱼”或者抓人吗？ 出于地下工作的严格纪律和本能的警惕，交通员根本没给黄茂才解释的机会，直接一句“不认识”，把人轰走了，甚至为了安全，迅速转移了联络点。 这一轰，把几百人的生路，硬生生给堵回去了。 黄茂才吃了闭门羹，急得团团转，但他找不到刘康的新住址。那封信，就这样在他的口袋里，随着他在重庆的街头巷尾兜兜转转，整整“流浪”了六天。 六天啊！放在平时可能就是眨个眼的功夫，但在1949年11月的重庆，这六天就是生与死的鸿沟。 直到11月25日，这封信才终于送到了刘康的手里。刘康一看信的内容，冷汗直接就下来了。他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狱里的同志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等外头这点火星子了，可这火星子晚到了差不多一周！ 这时候，距离“1127”大屠杀，只剩下不到48小时。 刘康马上想到了一个人，原国民党军里的廖开孝。这人虽然是国民党，但手里有兵，如果能策反他，或者借他的道，这事儿还有戏。 刘康手里没钱，为了救人，组织上砸锅卖铁，直接拍出了50两黄金。 刘康拿着黄金去找廖开孝，求他帮忙借兵或者掩护。结果呢？廖开孝看着黄灿灿的金子，却摆摆手，回了一句让人绝望的话：“部队现在没战斗力，这忙帮不了。” 刘康和地下党的同志们没有放弃，他们开始拼凑枪支、车辆，寻找落脚点。但最要命的问题又出现了，向导没了。 本来黄茂才是最好的带路人，他熟门熟路，哪里有哨卡、哪里有暗哨他最清楚。可因为之前的误会，黄茂才这条线已经断了联系，没法再用。 没办法，组织上临时找了一位对歌乐山地形还算熟悉的兵工厂负责人，约好要在11月27日晚上碰头，把进攻路线、撤退路线、接头暗号这些细节敲死。 11月27日下午，特务头子徐远举接到了毛人凤的死命令：“全部处理，一个不留。” 当天夜里，歌乐山渣滓洞方向，火光冲天。 特务们借口“转移关押地点”，把所有男犯人集中到楼下的牢房，然后所有的冲锋枪、机枪对准了窗户和门。 那一夜的惨烈，我都不忍心细致描述。枪声响起来的时候，很多同志其实是有预感的。男牢那边，有人搬起板凳死死顶住门，虽然挡不住子弹，但那是求生的本能和最后的抗争；女牢那边，李青林拖着那条受刑受断了的腿，发了疯一样拿竹竿去捅电网，电火花噼里啪啦地闪，映着她那张绝望又不屈的脸。 还有那个让我们心疼了半个世纪的小萝卜头，手里紧紧攥着半截铅笔，他还没来得及画出新中国的模样，就倒在了血泊里。 大火烧了一整夜。特务们杀红了眼，杀完人还要焚尸灭迹。 等到第二天，也就是11月28日凌晨，侥幸逃出来的十几位志士在死人堆里爬出来，那是真的从地狱里走了一遭。 12月1日，解放军的大部队就浩浩荡荡开进了重庆。 当我们的战士冲上歌乐山，冲进渣滓洞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是满地的弹壳，是烧焦的棉絮，是那面著名的、用红色被面和黄色纸星缝出来的“五星红旗”，还有那一墙被烟熏黑的名字。 很多身经百战的解放军战士，站在那个废墟前，当场就哭得直不起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