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叛徒，没有价值后被敌人枪决，临刑前却大喊：共产党万岁 这人叫涂孝文。他的故事，就像一口卡在喉咙里的老痰，吐不出来，咽不下去，那是真真切切的血色尴尬。 1948年的重庆天是灰的，空气里全是特务的味道。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国民党反动派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发了疯似地满城抓人。 涂孝文当时可不是什么小喽啰，他是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正儿八经的“封疆大吏”。这种级别的干部，手里握着的机密那是海了去了。按理说，能坐到这个位置，思想觉悟、考验历练都该是顶格的。早年间，他去过延安，受过整风运动的洗礼，在同志们眼里，这人沉稳、老练，是大家的主心骨。 但这世上最经不起考验的，往往就是人心。 事情的坏头，起在一个叫冉益智的人身上。这也是个重量级叛徒，一旦被捕，为了保命，这哥们儿竹筒倒豆子，把涂孝文给卖了。 涂孝文被捕的时候，或许还没想过要当叛徒。但国民党特务头子徐远举那是个人精，他不光有老虎凳、辣椒水，更懂得怎么攻心。在肉体折磨和死亡威胁的双重夹击下，涂孝文心里的防线，崩了。 这一崩不要紧，那是灾难性的。 咱们后来熟知的江姐、李青林这些赫赫有名的烈士，其实都是因为涂孝文的供述才被捕的。可以说，涂孝文一个人，把重庆地下党的半壁江山都给掀翻了。那时候，特务们拿着名单抓人，一抓一个准。 要是故事到这就结束了，那涂孝文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软骨头，死不足惜。可偏偏，这后面发生的事儿，让人心里五味杂陈。 涂孝文叛变后，并没有换来他想象中的荣华富贵。在特务眼里，叛徒就是擦屁股纸，用完即扔。而且，由于他之前地位高，特务们觉得他肚子里肯定还有货，就想让他继续去指认、去诱捕更多的同志。 这时候，一个转折点出现了。 特务为了核实情报，安排涂孝文和李青林对质。李青林大姐那是真正的铁骨铮铮，腿都被老虎凳坐断了，依然骂不绝口。当她看到涂孝文那张畏畏缩缩的脸时，没有哭天抢地，而是冷冷地啐了一口，眼神里那种透骨的轻蔑，比皮鞭抽在身上还疼。 那一刻，涂孝文心里那点残留的良知，可能被刺痛了。 从那以后，特务再审他，他变了。他开始装傻充愣，问什么都说不知道，或者干脆乱说一通。特务让他带路去抓人，他故意把人带到错误的地点，或者在路上磨洋工，给同志们留出撤离的时间。 徐远举气急败坏：你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 涂孝文这回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因为他看到了，他看到了江姐被竹签子钉进手指却一声不吭，看到了无数被他出卖的战友在刑具面前谈笑风生。这种对比，对于一个曾经也有过信仰的人来说，是毁灭性的心理暴击。他意识到，自己为了活命丢掉的东西，比命值钱多了。 到了1949年10月，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隐约能听见了。国民党准备逃跑前，开始搞大屠杀。大坪刑场上，黑压压的一片。 这时候的涂孝文，对于国民党来说已经彻底失去了利用价值——一个不肯再咬人的狗，留着只会浪费粮食。于是，他的名字也被列入了处决名单。 讽刺吧？叛变是为了活，结果还是个死。 行刑那天，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其他的烈士们都在高唱《国际歌》，都在互道珍重。涂孝文站在队伍里，显得格格不入。在战友们眼里，他是害群之马；在敌人眼里，他是废弃的工具。天地之大，竟然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枪口抬起来了。 就在这生死的一瞬间，那个一直沉默、尴尬、满身罪孽的涂孝文，突然挺直了腰杆，用尽全身力气，喊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 “共产党万岁！” 这一嗓子，把特务吓了一跳，也让身边的战友们愣住了。 紧接着，枪响了。涂孝文倒在了血泊里。和他倒在一起的，有被他出卖的战友，也有他曾经背叛的信仰。 咱们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很难用一两句话去评价涂孝文。 你说他冤吗？一点都不冤。江姐、李青林，那几十条人命的血债，实打实地记在他账上。因为他软弱，因为他怕死，导致了党组织的惨重损失。这一点，没得洗，也不能洗。 但你说他无可救药吗？临死前的那一声喊，又说明他心里那个红色的火种，其实没完全灭透。他后悔了，他在生命的尽头，试图用这种方式，去捡起自己扔在地上的尊严。他不想作为一名国民党特务死去，他想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哪怕是被开除党籍的——死去。 人呐，最怕的就是在那关键的一秒钟怂了。 这一秒钟的怂，可能需要用余生所有的勇气去偿还，甚至连偿还的机会都没有。 涂孝文是个悲剧，这个悲剧的根源不在于由于他坏，而在于他的软弱。在和平年代，这种软弱可能只是工作上的推诿、生活中的退缩，顶多被人说两句没出息。但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软弱就是罪恶，软弱就是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