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说：“毛、刘、周、朱、陈、林、邓，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那团蘑菇云时，北京干部沉默了很久。 几年前还在琢磨“要不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那天忽然明白，这话不是随口一说，是有人真把账算到了十年之后，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估过这笔账。 叶剑英提到那句“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时，常常笑着说。毛、刘、周、朱、陈、林、邓，最后承认，在国家往哪走这件事上，毛主席看得更远、更稳。“把人拢起来”背后是一套能让老同志点头的路子。 这路子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 新中国头几年，毛主席自己也说，是照着别人的本本走路。 一九五六年，他提出《论十大关系》，把话摊开：不能一味照抄苏联，中国得有自己的算术。那篇讲话里摆出十个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和内地，经济建设和国防，国家、单位和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非标准，中国和外国，像一副大算盘，把发展的要害点出来。 这些关系被他当成矛盾来掰扯。 重工业要上马，轻工业和农业不能瘸腿；沿海要抓效率，内地不能被丢在后头；中央要有权，地方也要有劲。矛盾是常态，要在对立里找平衡点。从这里起步，中国的路不再是照抄，而是在这些牵扯不清的关系里摸索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 一九五七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直接对着“没有矛盾”的幻想说不。 有些人以为社会主义社会平静，他指出不可能，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照样有矛盾，而且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处理得好，就能变成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 在这篇讲话里，他一面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一面思考以后的工业化道路。重工业得当“火车头”，可粮食和布匹要从哪儿来，农民的劲头怎么保住，轻工业的供给怎么跟上，都得算进去。 他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又强调“统筹兼顾”，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说到底就是家底薄，就得精打细算，让有限的资源带来更大的发展。 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〇年初，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把心里的目标拎得更清楚。他把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凑成一整套，人们后来叫“四个现代化”。 四根柱子塌一根，就算不上现代化。 那几年，他在审阅周恩来准备提交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时，亲手加了一段话，大意就是：中国不能跟在世界技术发展后面一步一步爬，不能指望别人消化一遍再轮到自己，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把国家推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台阶。 提到汽车工业，他举长春汽车厂，说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得有三四个这样的制造基地，真正的“大件”和“洋玩意”，必须自己扛。 这一套思路，最后落脚在“两弹一星”上。 前面讲“要有原子弹”，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估十年功夫可以搞出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后面遇上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只能硬着头皮走自力更生。 一九六一年，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决定，要求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支援这个领域，把有限的家当往最尖端的地方推。 一九六四年的那次爆炸，就是这种集中国力的结果。 中国第一次在世界面前拿出自己的原子弹，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跨过一个台阶。 邓小平后来讲过，如果六十年代以后没有原子弹、氢弹，也没有人造卫星，中国很难算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国际地位。这些成果成了检验民族能力和国家地位的标记。 后来国家领导人概括，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个主题，就是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回头看那一代人，毛主席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奠基者，这个称呼并不空。 他不只把国家从战乱里拉出来，还在一片废墟上，为这个国家搭了一个迈向现代化强国的框架。 《论十大关系》、人民内部矛盾的论断、“四个现代化”、“两弹一星”，这些看似散落的词，其实扣在一根线上。 叶剑英那群“不是省油的灯”的老帅们，最后愿意承认，能把他们拢在一块干成这件大事的人，不多。毛主席算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