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省的领导，给沿路的土匪写了封公开信。说有一帮穷学生要路过，去昆明念书，求你们高抬贵手，看在民族大义的份上，别动他们。 最魔幻的是，土匪们……居然真就没动手。 那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啊。 这事儿发生在1938年，那个省主席叫张治中，那群学生来自刚组建不久的长沙临时大学。 这封信的内容其实特别朴实，大意就是：国家都要亡了，这些读书的娃娃是国家仅存的元气，是我们未来的希望，老少爷们儿们，求放过。 你敢信吗？在那个兵荒马乱、杀人如麻的湘西和黔东，这帮平日里杀人不眨眼的绿林好汉，看到这信后，竟然真的有了默契。 整整68天，这支队伍穿行在土匪窝最密集的崇山峻岭里，硬是毫发无伤。 这支队伍有个名字，叫“湘黔滇旅行团”。 乍一听这名字，你可能觉得挺浪漫，像是个游山玩水的观光团。 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一次被逼无奈的绝地求生，是一次为了活命、为了读书而进行的“文化长征”。 把时间拨回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天津守不住了，北大、清华、南开这三所顶尖学府被迫南迁，先是到了长沙。 可到了12月，南京也沦陷了，长沙眼瞅着也不保。 咋办？只能继续跑，往大后方昆明跑，那里后来改名叫“西南联合大学”。 去昆明有三条路，坐船经香港越南，或者坐车走广西。 这两条路都挺舒服，但有个大门槛：费钱。 学校那时候穷得叮当响，每个学生只能补贴20块钱，可走那两条路最少得花55块。 剩下的这一条路，就是生走。靠两条腿，一步一步从湖南走到云南。 于是，290名拿不出路费的男生，加上11位铁了心要陪着学生的老师，组成了这个所谓的“旅行团”。 这帮人里头，有后来的大诗人闻一多，有化学家曾昭抡。 国民政府也知道这帮“读书种子”金贵，特意派了个东北军的中将黄师岳来当团长。 这黄将军也是个狠人，直接搞军事化管理，把学生编成大队、中队，穿草绿色制服，打绑腿，背油纸伞。 看着像兵，其实全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1938年2月20日，他们从长沙坐船到了益阳，然后就开始了漫长的步行。 这一路有多难？ 刚走到湖南沅陵，老天爷就给来个下马威，大雪封山，把他们困了整整12天。 住的地方那是更别提了，有时候只能睡在漏雨的客栈里，甚至得跟猪啊、牛啊挤在一间屋子里睡觉，那味道，想想都上头。 到了贵州地界，更是险象环生。过北盘江的时候，那铁索桥居然塌了，几百号人只能雇船硬渡，稍有不慎就是喂鱼的下场。 在晴隆县，因为行李没跟上，学生们又饿又累，差点闹出乱子，也就是后来的“安南事件”。 可就是在这种把人往死里折腾的环境下，这帮书生硬是没垮。 闻一多先生，留起了那把标志性的大胡子，以此明志。他拿着画笔，一路走一路画，记录沿途的山水民情。 还有个叫刘兆吉的学生，这一路光民歌就搜集了2000多首，后来编成了《西南采风录》。 他们白天赶路，晚上就在油灯下做学问，搞田野调查，甚至还在路上给老百姓讲怎么种庄稼。 这哪里是逃难，这分明是在用脚丈量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 说到这，你可能得问，那土匪呢？ 这就是最让人感慨的地方。 虽然一路上经常能听到远处有土匪火并的枪声，虽然大家心里都提心吊胆，但这支队伍就像是有神灵护体一样。 沿途的地方政府也极其配合，像贵州玉屏县，直接贴出布告，说这些学生是“国家柱石”，让老百姓好好爱护。 那种上下一心、黑白两道为了保住这点“读书火种”而达成的默契，在那个乱世里，简直就是个奇迹。 4月28日，当这支队伍终于抵达昆明的时候，他们走了整整1300公里。 出发时那帮白白净净的学生娃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皮肤黝黑、筋骨强健、眼神坚毅的青年。 这次步行，不仅仅是省了那几十块钱路费。 正如朱自清后来评价的：“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 这68天的磨炼，把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给练硬了。 后来，这所西南联大在昆明的8年里，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元勋，171位院士。 当初带队的黄师岳将军，到最后拒绝了学校给的酬金。 他说了一句特别提气的话：“能保护这些读书种子，是我的光荣。” 看似是一群穷学生无奈的流浪，实则是一场关于民族存亡的接力；看似是土匪强盗的一次“高抬贵手”，实则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对于文化与未来最本能的敬畏与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