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李玉琴到看守所探望溥仪，管理员考虑到两人14年没同房，破例让她留宿一晚，谁知同居一晚后，李玉琴便萌生了离婚的想法！ 1956年春天，铁门缓缓打开，那个曾经坐在紫禁城龙椅上的末代皇帝，终于以“公民溥仪”的身份，踏进了全然陌生的世界。 没有仪仗，没有跪拜，甚至连一声“万岁”都消失在历史尘埃里。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脚步迟疑，像个刚学会走路的人。 在人群之外，李玉琴站得很远。 她比溥仪小22岁。这个年龄差，在旧时代的宫廷里算不得什么，但在新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却像一道看不见的鸿沟。 14年了，自1942年被选入宫中做“福贵人”起，她与溥仪的人生就历史粗暴地按下了暂停键——战争、投降、改造、囚禁，把一段本就不牢固的婚姻彻底拆散。 这14年，他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夫妻生活。不是因为感情，而是因为命运。 李玉琴被安置在社会上，自谋生路，从一个“皇妃”变成普通女工；溥仪则在看守所里学习扫地、叠被、写检讨。他们之间，只有偶尔批准的探视，隔着桌子，隔着身份，也隔着岁月。 那一年，李玉琴终于被允许进入看守所探望溥仪。 管理员在审查材料时，犹豫了很久。按规定，探视结束就该离开，但考虑到两人名义上仍是夫妻，且分别多年，最终破例，允许李玉琴留宿一晚。 那是一间极其简陋的小屋，一张铁架床，一盏昏黄的灯，窗外是寂静的院子。 那一晚，对溥仪而言，是重回“家庭”的象征；对李玉琴，却成了一次彻底清醒的对照。 她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清这个男人。 溥仪的背已经微微佝偻，脸色灰白，说话时常常要停下来喘气。多年的肾病，让他的身体远不如同龄人，更遑论一个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女人所期待的丈夫形象。 他依旧温和、拘谨，甚至有些讨好，却缺乏作为伴侣应有的力量与温度。 那一夜，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情感重逢。更多的是沉默、尴尬，以及一种难以启齿的失落。 灯灭之后，李玉琴躺在床的一侧，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她忽然意识到，自己早已不是那个十几岁、被命运推着走进深宫的少女了。 她在社会上独立生活了十多年，知道柴米油盐，知道身体、情感和尊严意味着什么。 而溥仪，仍旧活在过去的影子里。 第二天清晨，她走出那间小屋时，心里已经有了决定。 溥仪出狱后，两人短暂地恢复了名义上的夫妻生活。 住在北京一间狭小的平房里，溥仪努力学习如何做一个普通丈夫”——他会主动扫地、洗碗，认真记下菜价，甚至小心翼翼地询问李玉琴的工作情况。 可努力，并不等于合适。 溥仪的身体状况日渐下滑，常年吃药，精神也时好时坏。他依赖李玉琴，情感上近乎粘连，却给不了她真正的依靠。 李玉琴逐渐发现，自己更像一个照顾病人的家属，而不是被需要、被珍惜的妻子。 更现实的问题，是生育。 李玉琴正值壮年，而溥仪早已被医生明确告知，身体条件不允许。这个事实，像一块冰，压在她心口。她不敢明说，却夜夜失眠。 终于，在一次平静却决绝的谈话中，李玉琴提出了离婚。 溥仪愣住了。 这个曾被历史反复抛弃的男人，以为终于抓住了最后一根“家庭”的稻草。他沉默良久，只问了一句：“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李玉琴没有指责，也没有哭闹。她只是很轻地说：“不是你不好，是我们不合适了。” 1957年，两人正式离婚。没有纠纷，没有争产，甚至没有太多争吵。这段婚姻，就像溥仪的一生一样，在悄无声息中结束。 后来，溥仪再婚，过上相对平稳的晚年生活；李玉琴也重新选择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