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知青张援朝去看望干妹妹陈春玲，谁知，陈春玲红着脸说：“我这病，你娶我就好了！”张援朝父亲听说后，板着脸说：“娶了她，你还能返城吗！” 1969年春天，北京少年张援朝揣着一个带着“援朝”印记的名字，被火车一路颠簸送到了陕北前孙家沟，成了下乡知青里的新兵蛋子。因为队里窑洞不够，他和两位同学被暂住在社员陈本义家，几块土炕挤着睡，国家供的口粮直接送到陈家，吃的是一家人的锅里饭。 从那之后，白天张援朝跟着陈本义学翻地、锄草、打坝，晚上就点着昏黄的煤油灯教陈春玲认字。每天十个字，三个月下来，这个原本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农村姑娘，已经能磕磕绊绊地读报纸。 她把他叫“干哥哥”，陈本义媳妇半开玩笑要认他当干儿子，他心里一热，也就顺势认了这门亲，多了一个“干妈”和一处真正的落脚地。 1971年大队建了知青点，他搬出了陈家，可脚步并没搬走。陈春玲三天两头揣着红枣、小米和白面饼往知青点跑，一会儿说来学字，一会儿说给哥哥送饭，伙伴们起哄，说干妹妹这么勤快，不如干脆娶回家慢慢教，他总是被说得脸红，只会支吾着装糊涂。 等到有一阵子，陈春玲突然不来了，他干活时心里空落落的。在地头遇见陈秋英，才知道妹妹病在炕上，他扔下锄头就往陈家跑。 刚在炕沿坐下，陈春玲猛地扑过来，“吧唧”亲在他脸上，憋红了脸说自己得的是心病，要他娶她才会好。这个直白又鲁莽的告白，把张援朝吓得转身就跑。 此后很长一段日子，他总绕着陈家门走，见面只点点头，刻意把这份情感压回“干兄妹”的位置上。 他不是没动心，只是太清楚自己迟早要返城。父亲已经托人联系了城里的工作，进厂要未婚证明，命运似乎就在那张纸上写好。 陈春玲，一个患着哮喘的农村姑娘，被排除在那张前途清单之外，他不想给她虚妄的希望，也不愿让自己多年苦读白费，只能靠疏远来斩断牵挂。 直到1975年夏天，一场暴雨把他所有算计都冲得干干净净。那个夜晚电闪雷鸣，陈本义照例去夜巡水渠，却再没能从洪水里走回来。 三天后，乡亲们在烂泥滩上抬回了他的遗体，灵堂前，干妈和两个女儿哭得几乎晕过去，陈春玲眼神发直，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一样。 顶门的男人没了，这个家只剩三个女人，往后日子怎么过，谁都看在眼里。就在那一刻，张援朝心里“咯噔”一下，他忽然明白，自己已经没法再把这里当成可以抽身而退的地方。 回到知青点，他把父亲催他返城的信揉成一团，丢进火盆，看着火舌一点点把纸边烧卷。 他提笔给北京再写一封信，说自己准备在陕北结婚，娶的就是陈家的小女儿。回信果然来得很严厉，斥责他为了报恩搭上前途，让他立刻回城，可这一次，他没有再退后。 找到队长和支书开了证明，从几年积蓄里抠出几块钱，买来红纸剪好喜字。 那年秋后，陈家的土窑洞里摆了两桌臊子面，乡亲和知青挤满窑洞，没有彩礼，没有婚纱，只是两个人在煤油灯下磕了三个头。从那天起，他不再是“暂住”的知青，而是这个孤寡家庭新立起来的顶梁柱。 婚后的日子谈不上宽裕，粮食要一斤一斤地抠着算，土窑冬天漏风夏天闷热，他就靠多干活换来最高工分，咬着牙把日子往前推。 陈春玲在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养鸡喂猪、腌菜缝补，把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她哮喘一犯就咳得睡不着，他听老人说蜂蜜煮丝瓜藤有用，就自己攒钱去换，宁肯少吃几口好菜，也要让她少咳几声。 改革开放后，公社开始招工，他因为肯干又识字，被供销社相中进城当售货员，后来调入新成立的税务所，一路干到所长。陈春玲也享受知青家属待遇，先进供销社卖货，再调到粮管所上班，从地头走进了单位。 等到孩子们在延安立了业，他和妻子索性卖掉乡下的窑洞，把一辈子攒下的积蓄拿出来，在城里买了套靠近儿子的楼房。 搬家那天，陈老太太站在明亮的客厅里，逢人就说自己这辈子最大福气，就是当年认了援朝这个干儿子。后来，他又把北京年迈的母亲接到延安同住，两位老人都在这个“二次成家的儿子”身边安享晚年。 从北京军人子弟到陕北庄稼汉，从可以一走了之的知青到扛起两个母亲、一个家的人，张援朝用一辈子回答了什么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那些年黄土高坡上的教字、喂粥、巡渠和葬礼，最后沉淀成的是一段不算轰烈却足够笃定的爱情，也是一个男人把责任扛在肩上的一生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