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个出租车司机，不信什么养老保险，从二十岁开车起就给自己定了规矩：每天往铁皮盒里扔五十块钱，雷打不动。这一扔就是三十六年，盒子从饼干罐换成保险箱，钥匙拴在裤腰带上。 我就是那个司机，老陈。每天收车回家，不管多累，第一件事就是抚平五十块钱，塞进保险箱。钥匙在裤腰带上晃荡，声音清脆。老伴儿常念叨：“死脑筋！这钱留着能生利息？闺女出国念书，就差这点学费。”我摇摇头，客厅里的老风扇吱呀转着，没人再说话。 日子就这么过。直到一个闷热的夏夜，我拉了个年轻姑娘去火车站。她抱着个大背包，眼圈红红的。路上，她手机响了好几次，都没接。快到站时，她突然小声问：“师傅，能借我点钱吗？我钱包被偷了，买不了票回家。”车里的空调呼呼吹，我看见她手指绞在一起，关节都发白了。 我愣了一下。这些年，不是没遇到过骗子。但她的样子，让我想起女儿第一次出远门时的慌张。我没吭声，把车停稳。她从背包里掏出一个旧怀表，塞过来：“这个押给您，我到家就汇钱赎。”怀表冰凉，盖子上刻着模糊的字：“念家”。 我摸了摸裤腰带上的钥匙。最后，我从座位底下摸出零钱盒，把当天赚的两百多块全给了她，没要怀表。“快走吧，”我说，“车要开了。”她鞠了一躬，跑进车站，背影很快被人群吞没。 那晚我没往保险箱放钱。老伴儿发现了，斜我一眼：“破例了？”我点点头。她没再问，转身去厨房，端出一碗温着的绿豆汤。 半个月后，我收到一封挂号信。里面是两百块钱，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那姑娘站在老家门口，扶着一位白发老人，笑得灿烂。背面写着一行字：“陈师傅，我爸手术成功了。谢谢您让我赶上见他最后一面。怀表是我爷爷的遗物，寄给您保管。” 我把照片压在餐桌玻璃板下。老伴儿擦桌子时看见了，手指在上面停了好一会儿。那天晚上，她炒了一盘花生米，陪我喝了二两酒。窗外蝉鸣聒噪，她突然说：“闺女刚来电话，说暑假不回来了，用奖学金给你买了条新皮带。” 我笑了，钥匙从旧皮带上解下来，金属声轻轻响。保险箱还在老地方，但我现在每天只存四十九块。剩下那一块，我折成小船，收在抽屉里。等攒够一堆，也许哪天，我会把它们放进河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