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杭州，一女子闲不住，做起了保姆工作，与雇主协商后，约定做住家保姆，月薪五千，照顾对象是一位年迈老人。起初工作得心应手，但不久，老人两位离得近的女儿开始频繁探望，每日饭点准时到访，目的就是“蹭饭”。女子的工作从准备一人餐变为操持一桌菜，清洁打扫的范围和负担也显著增加，还无意中听到对方谈论“花钱请的保姆不用白不用”，心里愈发不是滋味。 据悉，河南来的李阿姨来杭州定居多年了，儿子在大学教书，儿媳也工作稳定，小孙子上了幼儿园。 原本该是享清福的年纪，可忙碌了大半辈子的李阿姨，实在闲不住，用她的话说：“这人一歇下来，浑身不得劲，还是得找点事儿做，心里才踏实。” 于是，李阿姨通过一家中介，找起了住家保姆的工作，她的要求不高，活儿别太重，主家明事理就好。 不久，中介推荐了一户人家，一位年近九旬的老太太需要人照顾，月薪五千，包吃住。 李阿姨觉得合适，便去见了面。 王奶奶一个人住在一套八十多平米的老式单元房里，老太太虽然年事已高，腿脚不太利索，耳朵也有些背，但精神头还好，人也干净利索。 王奶奶告诉李阿姨，自己生了七个女儿，如今都已成家立业，散落在杭州各处乃至外地。 女儿们孝顺，但各自都有家庭、工作要忙，不可能天天在身边照顾。 于是，七个姐妹一合计，决定共同出资，给老母亲请一位住家保姆，费用平摊，这样既解决了母亲的照料问题，也免去了姐妹们的后顾之忧。 李阿姨听了，觉得这家人挺讲道理，事情也清晰，便爽快地答应了。 头一个星期，日子过得平静而规律，李阿姨的主要任务就是围绕着王奶奶，一日三餐，按时服药，搀扶散步，清洗衣物，陪着说说话。王奶奶性子温和，不爱挑刺，两人相处融洽。 五千块的工资在杭州的保姆市场里不算高，但李阿姨想着工作单纯，自己也乐意照顾老人，心里是满足的。 李阿姨甚至还在电话里跟老家的姐妹说：“这家人不错，就老太太一个人，活儿不累。” 变化始于第二个星期，先是周末，王奶奶的几个女儿相约来看母亲，屋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李阿姨热情地端茶倒水，张罗午饭，女儿们夸她饭菜做得好，把母亲收拾得干净。 李阿姨听了，心里也高兴，觉得自己的劳动得到了认可，虽然那天她多做了五六个人的饭，忙得脚不沾地，但想着孩子们来看母亲是孝心，自己累点也是应该的，毫无怨言。 然而，这种偶尔的“热闹”很快变成了常态，七姐妹中，有两个女儿住得离母亲家特别近，一个骑车十分钟，一个开车也就一刻钟。 起初是隔三差五来，后来几乎天天报到。 更巧的是，她们来的时间，常常卡在上午十一点或者下午五点左右，正是要做饭的当口。 渐渐地，那两位女儿到了饭点，便很自然地出现在母亲家的餐桌旁，有时甚至提前打电话来：“李阿姨，今天多做点饭，我过去吃。” 言语间，似乎这已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 李阿姨的工作内容，悄然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来，她只需要考虑王奶奶一个人的口味，现在，她要顾及两个中年女儿的喜好，也多了许多需要收拾的“活”。 更让李阿姨心里不是滋味的是，她偶尔能从两位女儿闲聊的只言片语中，听到姐妹俩在客厅里边看电视边聊天，一个说：“这下可省心了，妈这儿有李阿姨，啥都不用我们操心。” 另一个接话：“就是，花了钱的，可得用足了。不然这五千块一个月，不就白给了么？” 李阿姨听在耳朵里，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了心上。 李阿姨此刻身心疲惫，也想过开口提涨工资，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怎么提呢？说因为老太太的女儿们来吃饭？对方会不会觉得她斤斤计较、不通人情？ 毕竟，在很多人看来，“不就是多两双筷子嘛”。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如何评价呢？ 《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 第五百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本案中，李阿姨与王奶奶女儿们构成口头雇佣合同关系，双方明确约定工作范围为专职照顾老人，报酬5000元，该约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合同履行中，两位女儿每日定时用餐并接受服务，使李阿姨的工作实质变为长期照顾三位成年人，这显著增加了其工作强度与时间，属于对合同核心内容的重大变更。 所以，雇主方的行为未征得李阿姨同意，构成单方违约。 从公平原则出发，李阿姨可要求雇主支付额外劳务的对价，该对价可参照当地同类服务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若雇主拒绝协商或补偿，李阿姨可根据《民法典》第563条，以对方根本违约为由主张解除合同，并可能要求相应赔偿。 可见，李阿姨完全有权依法维护自身获得公平报酬的权利，其可以首先固定如工作记录、沟通记录等证据，在协商不成时，诉诸法院。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