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吃苞米，他想的是天下，为什么他总能看得更远？ 我最近看了不少关于毛主席的资料，不是那种教科书式的，而是些老战士的回忆录和地方志里的记录。越看越觉得，这个人厉害的地方不在打了多少仗，而在他能从一件小事里看出大问题。比如部队路过老乡家，顺手摘了地里的苞米，别人觉得是小事，他却说这关系到能不能得天下。 这事听起来小，可他坚持要还钱，哪怕只是一把粮食。他说，队伍要是脱离群众，迟早散摊子。不是他太较真，是他明白农民最怕什么。他们不怕穷，怕的是被欺负了没人管。红军每到一地，先上门板、还铺草、不拿东西，这些规矩后来就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茶陵那次，部队打了土豪，钱没交公，自己分了。结果群众不敢靠近。他发现问题后，立马定规矩：打土豪的钱归公，用于建政和发给贫苦人。这不是简单的纪律整改，是重新定义军队的性质——不再是抢粮的队伍，而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力量。 他看书多，但也从不照搬书上的东西。苏联搞城市暴动，他看中国不行。农民占了八成人口，革命根子就得扎在农村。井冈山站住脚后，他一边打仗一边总结，打一次败仗，就能写出一篇文章来。游击战那十六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听着简单，其实是用血换来的经验。 他对待俘虏也特别。国民党兵被抓了，不打不骂，伤了给治，想走发路费。有些人就自愿留下来当红军。时间一长，对面的兵听说红军不杀人，心里就没那么怕了。这种政策，表面是仁慈，实则是瓦解敌军的高招。 他也不是一开始就谁都服。路线分歧的时候，有人嫌他太慢，想赶紧夺大城市。他说不行，咱们力量不够，得一步步来。他在瑞金写《寻乌调查》，连一个县城有多少家豆腐店都记下来。他说，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别谈什么领导。 他建根据地，不光是打仗，还要分田地、办学校、建政府。宁冈那个小县，搞出了工农兵政权的雏形。老百姓头一回觉得自己说话管用。这种信任，比枪炮还重要。 他一生都在学习。书里批注密密麻麻，古书也能用来讲阶级斗争。他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话现在听也挺实在。 他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影响不止国内。第三世界国家独立时，很多人参考他的路子。法国总统戴高乐说他是思想的灯塔，这不是客套话。 他不迷信权威，也不怕孤立。党内有压力，外面有封锁，他照样坚持自己的判断。他讲“枪杆子里出政权”，但也讲“人民才是历史的动力”。这两句话不矛盾，前者是现实，后者是立场。 晚年他还在读《二十四史》，床头堆着书。他不是为了消遣，是在找规律。历史怎么变，人怎么活，他一直想着。 他留下的不只是胜利，是一种看问题的方式。从具体事入手，找出背后的东西，再变成办法。这方法不玄，但很难坚持。 他走了很多年，照片还在墙上挂着。菜市场口的小贩歇脚时，也会说起那个不吃老百姓苞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