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主席最信任的秘书，前途无量的田家英，突然吊死在毛主席的藏书室，消息传开，震惊全国，那么田家英为何突然自杀？这其中究竟有何隐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一早，中南海永福堂的门死死关着。 勤务员小陈从西单买烟回来，边敲门边嘀咕，敲到手发麻，屋里一点动静没有。秘书室的人被叫来，从窗户翻进屋，只见两排书柜之间吊着一条带子，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挂在那里，脚边倒着一只空酒瓶。 吊在书柜之间的，是中办副主任，是在毛主席身边干了近二十年的秘书田家英。 这结局，跟他出身那一头，像两本不相干的书。 一九二二年，他生在四川成都，原名曾正昌。 三岁没了父亲，九岁又送走母亲，十一岁辍学，到哥哥的中药铺里抓药打杂。白天在柜台后面跑前跑后，晚上抱着一本字典认字，硬生生啃完《资治通鉴》《史记》，古典小说也翻了不少。 十三岁，他开始往报社投稿，署名“田家英”。四川几家报纸陆续登出他的诗歌和杂文，读者只知道有个“神童”。 上中学时，他扎进抗日救亡队伍，去茶馆宣讲，发传单，参加“海燕社”，结果被学校扫地出门。 被赶出校门那年，他索性跟几个伙伴北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了延安，进陕北公学，第二年在窑洞里举手入党。 在延安几年，他在马列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宣部辗转，一边干活，一边写文章。毛主席看到《从侯方域说起》，问是谁写的，得知只是二十出头的青年，这个名字就记下了。 一九四六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语言生疏，历史欠账。 毛主席想给儿子找个老师，要懂文史，又别隔太多辈分，想来想去，点到了田家英。一个教，一个学，来往多了，田家英出入毛家不再拘谨，和毛主席聊起书和历史，话越说越多，信任就这么一点点压上去。 解放战争打到收尾，前线报捷不断，延安的灯很少熄。 一九四八年八月，在陈伯达、胡乔木推荐下，二十六岁的田家英被调到毛主席身边，正式担任秘书。从那以后，他起草文件，下地调查，守着手稿和印章，《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和几种诗词本子里，都有他的笔迹。 一九五六年八大召开，毛主席的开幕词在会场里多次被掌声打断。 休息时有人夸稿子写得好，毛主席爽快地说，这篇稿子是一个“年轻秀才”写的，叫田家英。那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来写上无数黑板报，真正动笔的，其实就是这个秘书。 熟悉田家英的人，都承认他有学问，也有脾气。诚实，正派，说话不爱绕弯子。 对基层真实情况敢如实写，对政策问题敢提不同意见。平顺年月，这样的人算“放心”，气氛一紧，就很容易顶在风口上。 三年困难时期，农业路子怎么走，在高层争论很重。 刘少奇倾向“包产到户”，田家英也赞成这种办法。 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时，他是主席办公厅副主任；后来国家主席换成刘少奇，他没有主动退下，仍留在这个位置，经常去刘家请示。 在普通人眼里，像是两头都信任，放进当时那套政治秩序里，这种站位，很容易被看成“脚踏两条船”。 后来一些回忆里提到一个细节。毛主席问他，那些意见究竟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托他说的，他回答是个人看法，这一句话，在毛主席心里结了个疙瘩。 六十年代初，他被扣上“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一九六五年整理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记录时，他主张删去“要害是罢官”这类表述，之后就有人指责他“篡改毛主席著作”。 一九六六年五月，北京城的气压一天比一天低。 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连日召开，彭真、陆定一、杨尚昆轮番作检查。 其间，决定成立几个工作组，集中处理几个人的问题，田家英那一组归组织部长安子文，王力、戚本禹只是组员。 二十一日前后，安子文带着王力、戚本禹走进永福堂。 董边端茶的手有些抖。 不多时，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一进门就知道有事。安子文开门见山，传达中央决定：认为他错误严重，不再适合担任现职，即日起停止工作，在家反省，所有工作尤其是毛主席的手稿和文件，由戚本禹接管，还让他从庐山会议往后，把自己哪一步走偏了想清楚。 那次谈话不温不火，却像一块石头压在心口。 夜深时，他用红机子给戚本禹打电话，说还有几份漏登记的文件要交代。 等人到了，他在走廊拐角压低声音问了一句：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说明他心里已经明白，自己被推到了哪一边。 第二天早上，小陈被支出去买烟，屋里只剩他和一屋子书。 他走进毛主席的藏书室，把门反锁，把带子拴在书柜之间，喝掉那瓶茅台，站上椅子，再把椅子踢开。 等秘书室的人撬开门，只能把他从带子上解下来，人已经走远。 这样看回去，那根终究勒在脖子上的带子，不是一夜拧成的。 从成都药铺里那个抱着字典的学徒，到延安窑洞里的青年，再到毛主席身边被叫作“年轻秀才”的秘书，田家英一直把自己的人生往一个信念上压。 等他感觉自己被推到“敌我矛盾”的那一边，永福堂那扇门就顺手锁上了。 书安静地立在书柜上，他留下的那几句话却像钉子，钉在许多人心里，很难拔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