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末，孙传芳下令处决被俘的施从滨，手下劝说：“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押送南京监禁。”孙传芳不听，将施从滨处决后，让人在白布上用红字写上“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暴尸三日。 孙传芳当时刚坐上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位子，风头正劲。奉系军阀张宗昌挥师南下，想吞掉他的地盘。两军在安徽蚌埠摆开阵势，施从滨就是张宗昌手下的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这老爷子那年都五十九了，本已退居二线，是张宗昌硬把他请出来压阵的。他坐上铁甲列车奔赴前线，心里恐怕也知道凶多吉少。 战斗没什么悬念。孙传芳的部队气势更盛，又占了地利。施从滨的部队一触即溃，铁甲列车也被拆了轨道，成了个动弹不得的铁棺材。施从滨成了阶下囚，被押到蚌埠总司令部。照当时军阀混战那不成文的规矩，像他这种有身份的高级将领，一般不会要命。 败了，无非是通电下野，或者被对手软禁些时日，等风头过了，拿钱赎人，甚至转头投靠新主也是常事。所以孙传芳身边明白事理的部下才会上前劝说，这是“内战”，留条后路，日后好相见。 可孙传芳不这么想。这个以“笑面虎”著称的军阀，心里盘算的是另一本账。他刚取得大胜，正需要用最残酷、最张扬的方式立威，震慑所有对手。杀一个老将，比打败一支军队更能让人胆寒。 再者，他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位替张宗昌卖命的老头。据说施从滨被押上来时，还向他敬了个军礼。孙传芳坐在太师椅上，翘着二郎腿，似笑非笑地打量了半晌，忽然把脸一沉，摆了摆手：“拉出去，毙了。” 命令下得干脆，连个像样的军法审判都没有。手下人还想再劝，孙传芳已经背过身去。枪声很快在车站外响起。这还不算完，孙传芳要的就是“效果”。他命人砍下施从滨的头颅，挂在蚌埠车站前的木杆上。 为了“广而告之”，还用一幅白布，蘸着猩红的墨水，写上那行刺眼的字：“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白布黑字常见，白布红字，那是刻意渲染的血腥与恐怖。那颗头颅在寒风里挂了整整三天，过往行人无不侧目，胆战心惊。孙传芳要的就是这个——让所有人都看看，跟他作对是什么下场。 消息传到天津施家，如晴天霹雳。施从滨的女儿施谷兰，那年刚满二十岁。得知父亲不仅被杀，还被如此侮辱，她当场昏厥过去。醒来后，这个年轻的女子擦干眼泪，对着父亲的遗像立下重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施剑翘”，取“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之意，一生的目标只剩下一个：刺杀孙传芳，为父报仇。 此后十年，施剑翘的人生完全被复仇的火焰点燃。她一个女子，寻找孙传芳的行踪谈何容易。军阀下野后，往往深居简出，行踪隐秘。她先是将希望寄托在堂兄身上，可堂兄升官后便畏缩不前。 她又嫁给一个军官，指望丈夫能帮她复仇，可丈夫也只想安稳过日子，最后两人分道扬镳。希望一次次破灭，但施剑翘的决心从未动摇。她通过手术放开了裹着的小脚，练习枪法，默默搜集关于孙传芳的一切信息。 时机在1935年秋天到来。此时孙传芳已兵败下野，寓居天津，居然皈依佛门，在天津东南角的居士林当起了“智圆大师”，每周三、六都去听经。施剑翘摸清了这个规律。11月13日，一个雨天，居士林里坐满了听经的信众。施剑翘穿一件蓝色大衣，悄悄坐在后排。她看到孙传芳穿着黑海青袍，坐在前排蒲团上，闭目诵经。等了十年，仇人就在眼前三米之处。 她缓缓站起身，从口袋中掏出勃朗宁手枪，向前迈了几步，对准孙传芳的后脑，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孙传芳扑倒在地。她又补了两枪，确认其毙命。随后，她从容散发早已印好的《告国人书》，声明自己为父报仇，然后向闻讯赶来的警察自首。整个过程，冷静得令人震惊。 案件轰动全国。施剑翘的孝烈与十年隐忍，赢得了社会广泛同情。经过一番波折，最终在舆论压力下，政府于1936年10月对她特赦。施剑翘出狱后，投身抗日救国，新中国成立后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 回头看孙传芳杀施从滨这件事，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时代的野蛮逻辑。军阀们视人命如草芥，用恐怖手段维系权威，以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 孙传芳以为砍下一颗头颅、挂上三天，就能让天下人畏惧。他万万没想到，他种下的是仇恨，收获的是一颗十年后射向自己头颅的子弹。 暴虐者终将被暴力反噬，施剑翘的复仇，在个人层面是孝道与正义的极端体现，在历史层面，则是对那个无法无天、弱肉强食的旧时代，一记最响亮的道德审判。它告诉我们，失道寡助，多行不义者，迟早要为自己践踏的底线，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本文关于施从滨遇害及施剑翘复仇史实，参考自《人民政协报》及《中华儿女》等权威报刊刊载的史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