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林海音目睹母亲依偎他人怀中，28岁守寡带九子，背后是女性的坚韧与时代的无奈 作家林海音父亲去世那年，她13岁，守寡的母亲只有28岁。三年后的一个夏夜，林海音看到母亲靠在父亲老同学韩叔的怀中，哭着说：“我有孩子......”半年后，韩叔与别人结了婚。 林海音的母亲黄爱珍，15岁嫁给大她15岁的林焕文。婚后，她跟着丈夫离开台湾去日本谋生，在异国生下长女林海音，后来又陆续生了四女两子，再加上丈夫与前妻的两个女儿，不到30岁，就要照料九个孩子。 林焕文本是台湾受过高等教育的教书先生，好交际、爱饮酒，又极重亲情，一家从日本回到台湾，再辗转到北京闯荡，黄爱珍始终夫唱妇随，从不抱怨。她把丈夫当天，把孩子当命，整个家就是她的一切。 黄爱珍的少女时代，是在台湾南部的乡村度过的。那个年代的女性，婚姻大多由父母包办，15岁的年纪，本该是梳着辫子、追着蝴蝶跑的年纪，她却穿上了红嫁衣，嫁给了比自己年长一轮还多的林焕文。 没人问过她愿不愿意，也没人考虑过她对未来的憧憬。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规矩里，她的命运早就被定格为“贤妻良母”。嫁过去没多久，林焕文就提出要去日本谋生，说是那边机会更多。 黄爱珍没说半个不字，收拾好简单的行囊，就跟着丈夫漂洋过海。异国他乡的日子不好过，语言不通，习俗不同，林焕文忙着教书、应酬，家里的一切都落在了黄爱珍肩上。 她学着说简单的日语，学着辨认日本市集上的食材，学着给孩子们缝补符合当地风格的衣物。大女儿林海音出生时，林焕文正在外地参加朋友聚会，是邻居一位日本妇人帮着接的生。 黄爱珍躺在床上，看着身边嗷嗷待哺的孩子，再看看空荡荡的屋子，眼泪悄悄落了下来。但她不敢哭太久，还有一堆家务等着做，丈夫回来还要热饭热菜。 后来孩子们陆续出生，家里的负担越来越重。九个孩子，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十几岁，穿衣吃饭、读书识字，每一件事都要黄爱珍亲力亲为。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给孩子们做早饭，然后送大的去学堂，回来再照料小的，缝补衣物、打扫屋子、准备午饭，一天忙下来，倒头就睡。 林焕文好交际、爱饮酒，家里常常高朋满座。黄爱珍从不多言，只是默默准备好酒菜，客人走后再收拾残局，清洗杯盘到深夜。有人说她太纵容丈夫，她只是笑笑，她知道丈夫在外打拼不易，交际应酬也是为了这个家。 可她不知道，这种“纵容”背后，是自己日复一日的牺牲。她的青春，她的才华，都被淹没在柴米油盐和孩子的哭闹声中。 1931年，林焕文因病去世，年仅44岁。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砸懵了黄爱珍。28岁的她，看着九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感觉天塌了。 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他走了，家里的经济来源断了。黄爱珍一夜白头，她不得不收起悲伤，撑起这个家。她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换粮食、交学费，每天算计着每一分钱。 大女儿林海音懂事早，主动帮着母亲照顾弟弟妹妹，可即便如此，压力还是压得黄爱珍喘不过气。她既要当爹又要当妈，白天出去做零活，晚上回来还要教孩子们读书写字。 遇到难处时，她也想找个人倾诉，想找个肩膀靠一靠。父亲的老同学韩叔，是为数不多还愿意帮衬她们家的人。韩叔看着黄爱珍一个女人带着九个孩子不容易，时常来家里送些米面粮油，帮着解决一些难题。 久而久之，黄爱珍在韩叔身上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那个夏夜，她实在撑不住了，在韩叔面前卸下了所有的坚强，哭着说出了自己的难处：“我有孩子......”她不是不想再嫁，只是放不下这九个孩子，怕他们受委屈。 韩叔沉默了，他知道黄爱珍的顾虑，也明白带着九个孩子的寡妇，再婚有多难。他或许有过片刻的犹豫，或许动过照顾她们母子的念头，但现实终究残酷。 半年后，韩叔传来了结婚的消息。新娘是个没有孩子的寡妇，条件比黄爱珍好太多。林海音以为母亲会崩溃，可黄爱珍只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她甚至还让孩子们去参加了韩叔的婚礼。 有人说韩叔负心，可在那个年代，谁又愿意背负九个孩子的重担？韩叔有自己的难处，他也要为自己的生活考虑。黄爱珍理解，她没有抱怨，只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此后的日子里，黄爱珍更加坚强。她靠着做零活、缝补衣物，硬是把九个孩子都拉扯大，还供他们读书识字。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人，有的成了作家，有的成了医生，有的成了教师，都有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黄爱珍的一生，是那个时代无数女性的缩影。她们被传统礼教束缚，早早结婚生子，把家庭当作自己的全部。丈夫在世时，她们夫唱妇随；丈夫去世后，她们独自支撑，用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庭的重担。 那个年代的女性，大多如此。她们没有自我，没有追求，一生都在为家庭、为孩子操劳。黄爱珍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家庭的记忆，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它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坚韧与伟大，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束缚与压迫。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