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山西榆次女子监狱新来的女犯人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别的犯人要么沉默要么哭闹，她却总在小桌前写写画画，狱警没收了纸笔，她就用指甲在墙上划，说自己是“中央来的人”。 狱友们私下议论，这老太太怕不是疯了，直到有天她从破棉袄里摸出张泛黄的纸，颤巍巍展开上面是1934年的苏维埃代表证，照片里的女人穿着军装，眼神亮得像团火。 谁也没想到，这个在监狱里缝缝补补的“黄玉英”，竟是当年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开会的中央妇女部长周月林。 事情得从1935年说起，那会儿红军长征刚走，周月林接到个硬任务：带着三个人转移。 一个是咳得直不起腰的瞿秋白，肺结核晚期；一个是大着肚子的项英妻子张亮；还有个60岁的何叔衡，走几步就得喘。 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派了支小部队护送，说实在的，这组合看着就悬。 走到梅坑那天，天刚蒙蒙亮，枪声突然响了，何叔衡喊了句“快走”，抱着块石头就往崖下跳。 周月林拽着张亮往林子钻，跑着跑着发现瞿秋白不见了，她让张亮先躲，自己折回去找，刚在草丛里看到瞿秋白的眼镜，国民党兵就围上来了。 三个人就这么成了俘虏，在监狱里，他们编了套说辞，瞿秋白装医生，张亮装佣人，周月林说自己是被抓来的家庭妇女。 那会儿国民党也没把这几个“老百姓”当回事，关了俩月就放了，可刚出监狱门没俩月，又被抓回去了万永诚的老婆徐氏为了活命，把瞿秋白的身份捅了出去。 这下麻烦大了，瞿秋白没多久就牺牲了，周月林和张亮被关在南京监狱。 1937年抗战爆发，监狱大释放，她俩也出来了，可没人知道，从这时起，“叛徒”的帽子已经悄悄扣了下来。 有人说瞿秋白牺牲时她还活着，有人说项英后来枪毙了“叛徒”张亮，这些话像根绳子，慢慢勒紧了她的脖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周月林想着这下能说清了，跑去组织部门说明情况，却被当成“历史不清”的人打发了。 她不服气，开始写申诉书，一写就是二十年，钢笔写秃了十几支，手指磨出厚厚的茧，那些信却像石沉大海。 直到1969年，因为“历史问题”，她又被送进了榆次监狱，在监狱的十年，她没停过写。 没纸就用牙膏皮在墙上划，把申诉书背下来，见了来视察的干部就念。 1979年春天，党史办的人在旧报纸堆里翻到份1935年的《民国日报》，上面写着“共匪瞿秋白被擒，系万永诚妻徐氏告密”。 真相这才像迟到的阳光，照进了尘封的档案，我觉得，这种基于时间巧合和传闻的判断，在那个信息不通畅的年代，很容易变成压垮一个人的稻草。 周月林拿着那份报纸复印件，手抖得厉害，上面的每个字都像针，扎得她眼泪直掉。 当年她折返去找瞿秋白时，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救人的举动会让自己背了半辈子黑锅。 1979年底，平反通知送到监狱时，周月林正在缝补囚服，她摸着通知书上“恢复党籍”四个字，突然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那些年写秃的钢笔、磨破的申诉书、墙上密密麻麻的划痕，终于有了意义。 出狱那天，她没带别的，就把1934年那张代表证揣在贴身的兜里，像揣着团从没熄灭的火。 那叠写满字的申诉书后来被收进了党史馆，纸页边缘都磨卷了，上面还有几滴褐色的痕迹是她当年写着写着，咳在纸上的血。 周月林用四十四年的时间证明，有些东西比生命还重，比如一个共产党员的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