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27岁露兰春伺候完57岁的黄金荣，便泛起恶心去洗手间干呕，擦完嘴巴，她拨通一电话：“我再也受不了这老男人，带我离开！” 露兰春事件，是旧上海权力版图一次悄然换手的起点。那之后，黄金荣在青帮里的威信大受打击，逐渐退到半隐位置，而杜月笙、张啸林则趁机走上前台。被写进笔记和茶楼闲谈的，往往是这些大亨的进退，却很少有人细究，这场风波的中心，其实是一个被时代裹挟的女人。 露兰春本不算出身低微，父亲曾做绸缎生意，童年一度安稳。八岁那年父亲去世，家产被亲戚瓜分殆尽，母女被迫南下谋生，给人做针线、卖布头，日子越过越紧。 家道中落之后，她见得多的，是亲缘翻脸，是大人争吵，是一个家一点点散掉。那时她常缩在角落里幻想将来，却知道只有抓住一门本事，才有机会翻身。 投奔在戏班做票友的张师后，她的命运才开始转向。张师听她嗓音清亮，舍得砸下多年积蓄把她送进科班，让她学京剧老生。 十几岁时，她在天津茶园首度登台，一嗓子《文昭关》惊艳全场，又南下上海，在各大戏园连演《洪羊洞》《托兆碰碑》《斩黄袍》等硬戏，名字频频登上《申报》，成了申津一带叫得出的坤角新秀。 后台关系也在暗中铺路。张师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与早在那一带呼风唤雨的黄金荣攀上了交情。借着这层关系，她站上了共舞台。共舞台翻修重新开张，她挑大轴唱时事戏《枪毙阎瑞生》，又录下《莲英惊梦》唱片，观众蜂拥而至，而头排常年坐着的，正是那位满脸麻坑的胖大佬。 黄金荣出身苏州小户，少年随父母到上海开茶馆，五岁那场天花既留住了他命，也在脸上刻下印记。 二十出头进法租界巡捕房当华探，靠拉拢地痞搜集情报一步步往上爬，从便衣探员做到能左右一方的“包打听”，再借手中权力染指赌局和烟土，终究爬到与杜月笙、张啸林并列“上海三大亨”的位置。 他看中露兰春后，很快出手。报上通栏广告，戏园为她翻修，大把银元砸下去，换来的是她从台柱子变成黄公馆的女主人。为了迎娶她，他休掉陪自己打天下的林桂生，风光大宴，给她正室名分，让她管账理家，在外人眼里，这是一桩足以羡煞旁人的婚事。 可金玉其外，内里却是另一番光景。年逾半百的青帮大佬和二十出头的当红女伶，同床共枕时夹着的是身份和权力。她每次强忍着做好贤妻的样子，事后跑进洗手间狂漱，拼命想把身上的味道刷掉。黄公馆灯火辉煌，她却只觉得那是一座镀金的牢笼，自己不过是被锁在里面的一只好看鸟笼。 在这种压抑里，薛恒出现了。这个颜料商二公子比她年长不多，说话斯文，懂戏，也懂她。两人谈起舞台、谈起上海的风云，终于有人愿意听她的心思，而不是只把她当成可以炫耀的玩物。 她第一次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被看见，压在心里的那团火又慢慢腾起来，不再甘心一辈子困死在黄公馆的高墙里。 只是她清楚得很，单凭冲动只会送命。黄公馆戒备森严，法租界里多少巡捕是他旧部，真正能用的，只有脑子和证据。 她开始悄悄整理账册，把那些涉及烟土、赌局、黑吃黑的凭据一点点抽出来，藏成自己的底牌，又通过暗线把这些东西送到他人的手里，让黄金荣知道，一旦撕破脸，上海滩上看他笑话的人远不止一个。 1925年前后，她和薛恒约好那一夜的出走。趁黄金荣不在，她打开保险柜，把能拿走的珠宝、现银扫进皮箱，换上素净衣裳，从偏门溜出黄公馆，在街角与等候的那辆车会合。第二天，报纸头版写满了“露夫人出走”的字眼，茶楼里说的是“麻皮金荣被女人卷款”的笑话。 黄金荣气得翻江倒海，却又投鼠忌器。账本还在她手里，对方家世也不弱，真闹到法庭，他这些年的勾当就要摊在阳光下。 经过一番周旋，她提出归还一部分财物，换得和平离婚，从此断绝往来。露兰春事件彻底伤了他的面子，他只得辞去巡捕房职务转做生意，青帮内部对他也不复昔日敬畏，杜月笙、张啸林趁势上位，上海滩从此换了新一轮坐庄的人。 而露兰春，用那一纸账本换来了离场的权利。 后来有人记得，她远走海外，在异国做起家庭主妇，生儿育女，却终究没摆脱在黄公馆染上的鸦片瘾，三十多岁便病死他乡；也有人记得，她留在租界小屋里授徒传戏，想重返舞台却处处受封杀，终在三十出头悄然香消玉殒。结局版本各异，共同的只有一句话，她终究没能活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多年以后，黄金荣在解放后的上海街头拿着扫帚扫地，被登在报纸照片上当成旧势力覆灭的注脚。再往前追溯，他的起落折射的是一个城市的权力流转，而露兰春的出现与离开，则像是用自己的命，为那场流转按下了一个无法忽视的标记。 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能做的选择并不多，她至少在被推来搡去的命运里，拼尽全力为自己争回了一次转身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