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天安门最初的模样，可惜的是，在郭沫若的一再建议下，大部分城门被拆除......林徽因指着吴晗大骂，梁思成抱头痛哭：“50年后，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 七十年代末，有人站在北京城里抬头四下看，只觉得风有点空。 城门还在，零零散散几座，老城墙却像被谁一夜之间收走，只剩下几段被围起来的残垣。那时候，说起头二十几年的拆城墙，不少老北京摇头叹气。 北京这座城，本来不是这么轻的分量。 往前倒，能一直倒到西周初年，燕国在房山琉璃河董家村那一带就立过都邑。后来金中都、元大都接着盖，明清两朝又耗了近八百年，把今天熟悉的格局一点点收拾出来。 三千多年的城史，最后落在一圈城墙、一串城门、一条中轴线上，看着朴素，其实是老祖宗一层层攒出来的手艺。 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整个国家像刚起身的小伙子，浑身都是劲。 首都要有样子，路得宽一点，广场得大一点，高楼得拔起来。旧城墙就尴尬了，占地多，门洞还堵车，有人看着就心烦，说这是封建王朝的壳子，该砸碎。 修路的图纸一摊开，城墙在上面像一圈多余的线，擦掉就能省不少事。 反对的声音不是没有，只是没那么好听。 梁思成看着那圈墙，心里打鼓，嘴上问过一句：“北京的城墙还能留多久啊？”问出口，其实已经有点不抱幻想。1950年二月，他拉上陈占祥，郑重其事写出一份《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个后来被叫作“梁陈方案”的主意，说得很清楚：新城区另外选地方去盖，把现代建筑的重心挪出去，老城墙和城里的古建筑尽量别动。 纸面上的道理不算复杂，落在现实里就显得有点“碍事”。 方案最后没有被采纳，图纸照旧往老城上压。支持拆墙的人占了大多数，理由一条条列得很直白：城墙占地，影响交通，挡着城市发展，还带着封建时代的影子。 郭沫若当时也站在赞成一边，觉得新中国该有新气象，旧东西拖拖拉拉，不利落。 梁思成和林徽因心里明白，一旦开了口子，后面的事就会一股脑儿往前冲。 两个人到处做工作，能找的人都去说，能写的意见都写。林徽因说话向来不绕弯，看着那些准备动工的人，话甩得很重：“你们现在拆的是真古董，将来会后悔，想再盖的时候，建出来的都是假古董。”这句话后来被反复提起，越往后听越扎心。 1952年，北京开始正式拆老城墙。 镐头落下去那一刻，城砖碎开的声音，比会议室里的争论直接多了。 二十六年时间，钟表一格一格走，到1978年前后，整圈老城墙基本告一段落。 能看见的，多是城门遗址，还有零星几截被围护起来的墙段。地上是新马路，车水马龙，地下埋着过去几百年的城防体系，安安静静。 等到保护文物、保护历史这些观念在社会上慢慢成了共识，回头再看，很多决定已经翻篇。 人们突然意识到，这些砖墙不只是砖墙，是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一路走来的见证，是三千多年城史落在地面上的“证物”。 懂得有点晚，真家伙已经下去了不少。 老照片开始频频出现在书里、展览里，大家围着看，指着说当年这里有一道墙，有座门，现在都没了。 后来国家着手保护还能留下的东西，把剩下的城门、城楼、墙段圈起来，修补加固，让它们别再掉渣。修得再用心，踩在砖上总有一种“补妆”的味道。 林徽因说的“真古董”和“假古董”，区别就卡在这里。 旧墙上有被雨水冲出的斑驳，有战乱惊慌时留下的弹痕，有孩童手印和摊贩油烟，补出来的新段再像，也缺那一层“活过”的痕迹。 支持拆墙的一方，当年也有自己的逻辑。 城市要扩张，人口要安置，工厂和机关要有地儿落脚，老城墙能拆就拆，看上去干脆利落。在很多人眼里，这不过是把一圈“落后”的东西推平，换成宽阔的路和崭新的楼。 至于这圈墙在历史上的分量，在文化记忆里的地位，当时远没有今天说得这么响。 北京的老城墙，现在成了一个讲起来既骄傲又难免带点惭愧的话题。 骄傲，是因为曾经有过那样一套完整的城防格局，那样一条带着古意的城垣线；惭愧，是因为很多选择做得太快，没有给自己多留一点反悔的余地。 三千多年的城史，从西周燕国到明清北京城，最后被浓缩成几段遗址、几本文献、几本图册，靠人翻，靠人想象。 “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这句话，现在挂在不少场合。 放在北京城墙这件事上，它其实挺朴素：不把真东西推倒，就少一次后悔；多给旧城一点空间，就多给后人一点选择。 一个大国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和科技，也离不开对自家过去那点脾气的尊重。 城墙倒了，路是宽了，可风一吹，人心里那点分寸感要到哪去找，这个问题，总得有人记在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