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奇微晚年说了句大实话，听得人头皮发麻。 他说朝鲜那场仗没有赢家，但却硬生生杀出来个“第三极”——中国是在冰雪和火焰里，拿血肉之躯给自己强行加冕的。 一九五零年冬，朝鲜山风像刀子。 山谷里，一边是坦克轰鸣的美军，一边是背着干粮的中国志愿军。 纸面上差距巨大，可几十年后提起这仗，脸上挂不住的，反倒是美国自己的几位上将。 马修·李奇微在《朝鲜战争》中直言，中国军队一到，美军的灾难就来了。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他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一九五一年四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又兼任驻远东美军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他眼里的中国军队很朴素：装甲车不多，火炮有限，通信不复杂，纪律严，训练实，能忍饥受冻，还会在山岭和黑夜里把大部队藏到看不见。 李奇微写志愿军行军，多在夜里徒步，摸着乱石山路挪动；白天尽量避开公路，分散钻进树林、山坳、村落、矿井。有时在林中生火，只为拉出一片烟，扰乱空中侦察。 执行任务的士兵背着由大米、豆类、玉米做成的干粮，几天不点火做饭，靠干粮和轻武器弹药在前沿顶四五天，打顺了就地补给，吃紧时撤回主阵地。 行军路线刻意抹平，让对手抓不到大部队运动的影子。 统帅部坐在地图前画箭头，对中国军队的估算却总抓不准。李奇微记得，总部对“要多少兵力才能拦住对方”的数字几乎天天往上加，却始终没有一个让人踏实的数。 他干脆承认，搞不清中国军队到底来了多少人，只能在一连串突袭后被动补课。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日凌晨的桥头袭击，让这种不安落到实处。 大约三点，一小队人从南面靠近守桥部队，因为方向来自“友军一侧”，哨兵顺手把他们当成南朝鲜部队，没有细查就放行。 队伍走到指挥所对面停下，其中一人猛地吹响军号，尖厉号声在黑夜里炸开，四周立刻响起轻武器射击和手榴弹爆炸，北岸潜伏的中国部队趁势涌上南岸，河流西南方向，另一股部队已经同第三营的一个连扭打在一起。 最先过桥的那批人直插司令部所在区域，近距离射击、拼刺刀，把捆好的炸药抛向停放的车辆，很快烧出一片火海。许多美国官兵是被军号和贴在耳边的枪声惊醒的。 李奇微承认，这种军号配合攻击，在美军眼里是一种专门敲打意志的精神战术，夜战时远处只要响起那种号声，整连的人心里都会猛地一紧。 战场之外，决策桌前的棋局也在翻动。 一九五零年夏，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朝鲜问题时，注意力多半还盯在莫斯科。奥马尔·布雷德利提醒，要警惕朝鲜战火扩展成同中国、同远东苏军的正面冲突，不能让一块半岛牵着鼻子走。 他后来成了美国最后一名五星上将，也被不少人视作侵朝决策中的责任人物。 一九五零年九月十一日，总统批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八十一号文件，把干涉目的从“拯救南朝鲜”，提高到“彻底摧毁北朝鲜军队并实现政治统一”。布雷德利多年后承认，这在远东战场上是一记胆子极大的棋，也等于把战争一点点推向中国和苏联更难置身事外的边缘。 前线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起初信心满满。 感恩节刚过，新一轮地面攻势打响。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八集团军第二十四师头几个小时推进三至四英里，东京方面立刻发布公报，说这次行动“有可能从根本上结束战争”。 他在内部谈话里更直接，只要顺利，美军士兵圣诞节前就能回家。 夜幕一落，战局转向。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中国军队猛攻第八集团军右翼的韩国第二军，这支部队很快溃散，美军第二师裸露在侧翼；战线左翼的韩国第一师也摇摇欲坠，第二十四师被夹在当中。清津水库一带，第十军遭遇中国军队猛攻，陆战队困在冰雪山谷里，进退维谷。 不到四十八小时，沃克和阿尔蒙德明白，对面扑来的不是零散残部，而是一支庞大的中国军队。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夜间，麦克阿瑟急电华盛顿，语气压不住焦躁，在电报末尾承认，中国军队在兵力、地形、气候方面占据优势，这场战争已经变成同中国军事潜力对抗的新局面，现有兵力不够用，既要更多士兵和武器，也要一套说得明白的对华政策。 布雷德利在回忆中把情报链条的问题说死了。 决策层在越过三八线前，对中国是否会出兵的估计明显偏乐观，带风险的报告被压下，乐观判断更容易被采纳。 一九五一年元旦，中国军队集结更大兵力发动总攻，战线被撕开约十二英里缺口，第八集团军被迫连续后撤。一月四日，中国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再次攻占汉城；一月七日，第八集团军退到三八线以南约七十英里的新阵地，从喊着“结束战争”的一方，变成边打边退的一方。 奥马尔·布雷德利一生几乎被战争填满，接受过完整的军事院校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挥过大兵团作战，战后又当过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陆军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 一九八一年四月八日病逝前，他把朝鲜那一仗概括成一句话：美国是在不合适的地点、不合适的时间，同不该招惹的对手打一场不该打的战争。统一半岛没成，苏联躲在暗处，朝鲜南北千疮百孔，美军代价惨重，在他看来，那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