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1岁戴笠借口加班，把秘书余淑衡，带到了卧房。 重庆的防空警报刚解除，戴笠办公室的灯光就亮到了后半夜。 作为军统局的实际掌权人，这个男人习惯用加班当借口，把年轻的女秘书单独留下。 余淑衡抱着一摞文件站在门口时，闻到空气中混杂着雪茄和古龙水的味道，这种气味总让她想起被强行退婚那天，表哥颤抖的双手。 中央政治大学外语系的毕业证书还放在行李箱最底层。 去年春天，学校刚迁到重庆沙坪坝，军统特训班的选拔就找上门来。 当时系主任拍着她的肩膀说"这是为国家效力"，可没人告诉她，所谓的"机要秘书"需要陪长官参加私人晚宴，需要记住他每个情妇的喜好，需要在防空洞特权名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戴笠的控制欲像藤蔓一样缠上来。 先是以"安全考虑"为由接来她的父母，接着暗示表哥在海关的职位需要"关照"，最后连她穿什么颜色的旗袍都要过问。 余淑衡开始在文件缝隙里写英文日记，那些关于人权和自由的句子，成了她夜里唯一的呼吸口。 有次整理戴笠的电报，她看到向影心被送进精神病院的记录，钢笔尖在纸上戳出了小洞。 提出留学申请那天，余淑衡特意穿了戴笠送的那件月白色旗袍。 她把哥伦比亚大学的招生简章摊在桌上，声音平稳地说"学成归来更能胜任工作"。 这个理由显然取悦了对方，戴笠摸着下巴笑的时候，她注意到他办公桌上新换了玻璃镇纸，里面嵌着的头发丝不知道属于哪个女人。 拿到签证的前一夜，余淑衡把母亲和姐姐送上了去上海的船。 码头上风很大，母亲塞给她一个红布包，里面是当年的嫁妆银镯。 船笛声响起时，她转身就走，没有回头。 后来人们在她的公寓发现那封决裂信，墨水在"永不回国"四个字上洇开了团深色印记，像一滴凝固的血。 纽约的冬天比重庆冷得多。 余淑衡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见到李忠的时候，对方正对着《申报》上的战时新闻皱眉。 这个来自广东的留学生不知道她的过去，只觉得这个总是穿灰色大衣的中国女生，笔记本里夹着的银镯特别晃眼。 他们结婚那天，牧师问是否愿意彼此守护，她回答"我愿意"的声音，比当年在戴笠办公室签文件时坚定得多。 多年后，台湾解密的军统档案里，余淑衡的名字后面标着"失踪"。 而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史博物馆，一份1942年的学籍卡上，她的照片旁边写着选修课目：国际公法、女性权益研究。 卡片边角有处浅浅的折痕，像被人反复摩挲过。 那对银镯后来成了女儿的嫁妆。 在曼哈顿公寓的抽屉里，它们和那封未寄出的家书躺在一起。 信纸泛黄的边缘写着"见字如面"，末尾却没有署名，只有一滴墨水晕开的痕迹，像极了当年重庆防空洞里，她偷偷擦掉的眼泪。 这个在乱世里选择自己航向的女性，最终用一生证明，所谓自由，不过是在风暴来临前，提前备好的那张三等舱船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