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一名身患重症的孕妇正要进行手术，林巧稚却拦下做手术的医生，说：“让她出院吧。” 手术同意书已经签好，麻醉师正在准备器械，妇产科的医生们都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切除子宫，保命要紧。 可林巧稚一句话，让整个手术室都静了下来。 孕妇叫董莉，结婚六年才怀上孩子，却被查出子宫里有个拳头大的肿块，触诊的医生断定是恶性肿瘤，“不切，大人孩子都危险。” 董莉躺在病床上，手一直护着肚子，眼泪把枕头洇湿了一片。 那时候没有超声，医生全靠手摸，肿瘤位置会动，这点让林巧稚心里打了个问号。 她又仔细摸了一次，肿块随着胎儿的胎动轻轻移位，边缘是软的，不像恶性肿瘤那样跟周围组织粘在一起。 “恶性肿瘤不会这么‘听话’。”林巧稚把董莉的病历翻得哗哗响，又跑去图书馆翻外文期刊。 在1949年的《美国妇产科杂志》上，她看到三例类似病例胎盘异常增生形成的蜕膜瘤，良性的。 翻到这一页时，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运气，更是她把每个患者都当成“人”来对待的结果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看似微小的体征变化。 医院行政科找她谈话，说要是出了医疗事故谁来担责。 林巧稚没争辩，只是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去病房量腹围，下午让护士打电话问董莉胎动情况。 她在本子上画了张表，横轴是日期，纵轴是肿瘤大小，每个点都标得清清楚楚。 预产期前三天，林巧稚决定手术。 打开子宫的瞬间，所有人都松了口气：暗红色的膜状组织裹着胎盘，边界清清楚楚。 她用止血钳轻轻剥离，300克的蜕膜瘤完整取了出来，没伤着胎儿分毫。 婴儿哭声响亮，体重3.2公斤，护士把孩子抱给董莉看时，她眼泪又下来了，这次是热的。 后来董莉说，每次叫儿子“念林”，都会想起林大夫握着她手说“别怕，孩子能保住”的那天。 这种把听诊器搭在患者心上的细心，或许就是“万婴之母”最珍贵的遗产不是创造奇迹，而是相信每个生命都值得多一次观察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