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坐高位的，借了国宝据为己有，还要把债主往死里整，这吃相真难看。 当年汪海粟为了霸占文徵明的真迹，硬是给南京博物院的姚迁穿小鞋，还要逼胡福明签字泼脏水。 换一般人，乌纱帽压下来，早就吓软了。 可胡福明偏偏一身反骨：“全是构陷，绝不签字！” 汪海粟早年可不是这般模样。他出身教师家庭，1933年考入同济大学，学生时代就是抗日救国的骨干，还带领同学赴南京请愿要求抗日。后来加入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入狱，受尽酷刑也没屈服，成功越狱后继续投身革命。解放后他成为南京工学院首任院长，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工业人才，可身居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高位后，却没能抵挡住国宝的诱惑。 他盯上的是文徵明的《万壑争流》和仇英的《江南春》，都是南京博物院馆藏的一级文物。1981年省里办书画展，他以“学习”为名把两幅画借走，说好展期十五天，到期后却绝口不提归还。时任南博院长的姚迁，是出了名的“护宝人”，他知道这些文物的珍贵，按规定一级文物严禁外借，便一次次上门催讨。 姚迁的催讨从不含糊，他按流程走手续，每次都带着借据和抄录的《文物保护法》条文。可汪海粟总有借口，一会儿说在北戴河疗养，一会儿说去北京学习，后来干脆让秘书挡驾。有同行悄悄告诉姚迁，那两幅画早被挂在汪海粟家里，还找荣宝斋重新装了裱。姚迁没退缩，依旧两个月一趟准时登门，这份较真彻底得罪了汪海粟。 报复很快就来。汪海粟先是让人查姚迁的学术作风，翻遍他学生的论文找问题；又捏造生活作风问题，追问他单身却去南大女生宿舍的缘由；甚至连五分钱的公交票都要核对，硬是想找出他的“错处”。1984年3月，《光明日报》刊登了署名“南博一群知识分子”的文章，指控姚迁剽窃学术成果，这背后正是汪海粟的授意。 这时胡福明正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他此前因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早已是思想解放的先锋。汪海粟把批判姚迁的新闻稿交给胡福明，让他签字背书，想让这场构陷更“名正言顺”。胡福明仔细看了稿件，里面的罪状全是无中生有，他当即拒绝。 周围人都劝他三思，毕竟顶头上司的命令不能违抗，可胡福明态度坚决。他担心档案被篡改，连夜写信说明情况，还把信件副本交给相关人留存。即便后来因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他也从没后悔。而姚迁没能等到清白，1984年3月26日，不堪重压的他选择结束生命，屋里还摊着那张最早的借据，手里紧紧攥着《文物保护法》。 姚迁的死震惊了各界，中央纪委很快介入调查。九个月后调查结论出炉，认定对姚迁的批判纯属失实，汪海粟被撤职，报社公开道歉。两只樟木箱随后被抬回南博，里面正是那两幅流失两年多的国宝，棉纸虽已泛黄，却总算回归了本该在的地方。 后来南博新展厅开放，《万壑争流》和《江南春》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说明牌下多了一行小字，记录着它们1981至1983年的非正常流转。而胡福明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原则，他后来坦言自己一介书生不适合从政，却用一次决绝的拒绝，守住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底线。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