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明拒绝在对姚迁批判稿上签字， 既是有文人自己的气节，也是因为对姚迁的愧疚！ 这份愧疚，源于他曾在不知情中成为了施压姚迁的推手——彼时调查组仓促抛出“学术不端”的定论，他未及深究真相，便奉命找姚迁谈话，逼着这位一心护宝的南博院长写下检查。 更在部长外出的空档里，按流程代表组织到南博当众宣读撤职令，亲眼看着姚迁泛红的眼眶里强忍的悲愤，一字一句的撤职宣告，都像重锤砸在他的心上。 他后来才知晓，姚迁的“罪名”全是因硬刚权贵催讨文徵明、仇英等国宝字画而遭的构陷，自己那句句冰冷的官样文章，竟成了压垮这位忠良的关键一击。 也正因这份沉甸甸的愧疚，叠加着文人“不欺心、不妄言”的气节，当顶头上司拿着漏洞百出的《光明日报》批判稿逼他签字时，他才会顶着被穿小鞋的风险，掷地有声地回绝：“罪状与事实对不上，这字我不能签！” 他连夜提笔写下事件始末留存证据，是怕真相被权力篡改。后来将信件捐给南大档案馆，是想用白纸黑字的铁证，为姚迁洗刷冤屈，也为自己当初的失察赎罪。 姚迁自缢后，他直面家属质问、公开认错、被处党内严重警告，晚年仍在自传与访谈中坦诚“没做调研就认同报告”，愧疚贯穿始终。 愧疚让他有了纠正错误的动力，气节让他有了对抗压力的勇气；缺了愧疚，拒签可能只是避祸；少了气节，愧疚只会沦为内心挣扎，难有实际行动。 这份愧疚与气节交织的坚守，让他在往后的岁月里，始终以“实事求是”为标尺，而姚迁的沉冤昭雪，便是对他这份救赎最有力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