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一个红军干部流浪大西北，为谋生计给地主写对联，地主见对联字迹工整，小声说：“你是红军的高级干部吧？” 这个红军干部叫张敬斋，1909年生在陕西榆林米脂的一个穷窑洞里。家里七口人挤在三间土坯房，爹给地主赶驴车，娘纺线织布，他十岁就跟着拾粪换窝窝头。1933年，陕北闹红的消息传到村里，24岁的他揣着半块糠饼子跑去报名，在红二十六军当宣传干事——写标语、刷墙报、教战士识字，毛笔字是从私塾先生那儿偷学的，写得方方正正，连团政委都说“小张的字能当武器用”。 可1935年的一次战斗，部队被打散，他腿上挨了一枪，躲进山洞养伤时和队伍失了联系，伤好后就成了“流浪的人”，一路讨饭到大西北的甘肃庆阳。 庆阳这地方，沟壑纵横，十年九旱，地主家的院墙比窑洞高两倍。张敬斋穿着打满补丁的灰布衫，脚上是双露脚趾的布鞋，背着个破布包，里面装着半截铅笔头和几张皱巴巴的纸——那是他沿途给人写家信换的。 他蹲在集市口，见有人摆着笔墨纸砚写对联，就凑过去看，心里痒得慌：以前在部队写宣传标语，用的是刷子蘸石灰水，现在手碰毛笔，竟有些生疏。正犹豫着，旁边卖馍的王婆拽他袖子：“小张，刘地主家要写春联，你去不去？管一顿饱饭。” 刘地主是庆阳有名的“活财神”，院里有三十亩地，雇着八个长工，腊月里杀猪宰羊，却连长工的棉裤都要扣半年工钱。张敬斋跟着王婆走到地主院门口，门环是铜的，擦得锃亮，他摸了摸口袋，只有三个铜板，是早上帮人挑水挣的。 进了堂屋，刘地主坐在太师椅上，抽着水烟袋，眯眼打量他：“会写对联？”张敬斋点头，接过毛笔蘸墨，墨汁在砚台里转了转——他想起以前在部队写“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笔锋要硬，现在写春联，得藏点软劲，不然地主看了不高兴。 他写了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又写了副“门迎百福，户纳千祥”。刘地主凑近看，手指在“福”字的折笔处点了点：“这笔锋，不是庄稼人能写出来的。”张敬斋手一抖，墨汁在纸上晕开个小点，他赶紧用指甲刮了刮：“以前在村里跟先生学过几天，不算啥。”刘地主突然压低声音，烟袋锅子在桌上磕了磕：“你这手，是拿枪的手吧？腕子上有茧，是扣扳机磨的。上个月县里抓逃兵，说有个红军干部腿上有伤，跑这儿来了——你是不是？” 张敬斋的后背一下子绷紧了。他下意识摸了摸腿上的旧疤，那道伤是子弹擦过骨头留下的，阴雨天还疼。他抬头看刘地主，对方眼神里没有凶光，倒像藏着点好奇——庆阳这地方，红军的故事不少，去年有个红军卫生员救了地主家的小儿子，地主偷偷送了五斗米。 他定了定神，把毛笔搁在笔架上：“我只是个逃荒的，地主老爷别拿我寻开心。”刘地主却笑了，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里面是两个白面馒头：“逃荒的哪有你这字？我年轻时在西安见过红军的宣传队，写标语的人都像你这样，坐得直，笔杆子稳。你要是缺吃的，往后我家的春联都归你写，管饱。” 这事儿没传开，但张敬斋的生活悄悄松了点劲。他住在王婆家的柴房里，每天给地主写完对联，能领一碗杂面汤和两个馒头，偶尔还能分到块腌萝卜。 可他没忘了自己是红军——正月里，他偷偷给长工们写“团结起来力量大”的小纸条，塞在他们锄头的把儿里；看见地主欺负佃户，他敢站出来说“欠租能缓，不能逼死人”。有回长工李二牛被地主扣了工钱，张敬斋写了张状纸，带着李二牛去乡公所，虽然没告赢，却让地主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欺压人。 转机出现在1938年春。一支八路军征粮队路过庆阳，队长是个认识张敬斋的老战友——当年在红二十六军，他们一起贴过“北上抗日”的标语。战友看见他在集市写对联，愣了半天：“老张！你怎么在这儿？”张敬斋的眼泪“唰”地下来了，把腿上的伤疤亮给战友看：“腿坏了，跟队伍走散了。”征粮队把他带回部队，重新分配了工作——因为他字写得好，被安排到宣传科，专门负责编写抗日标语和油印小报。 后来有人问他，当初给地主写对联怕不怕被认出来。他摸着旧笔记本上的钢笔字说：“怕过，但更怕忘了自己是红军。地主认出我，不是我的字有多厉害，是红军的气质藏不住——坐得直、笔杆稳，哪怕是写春联，也跟写标语一样，得对得住良心。”他的字后来成了部队的“招牌”，连毛主席看了他写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油印版，都笑着说“这字有股子硬气，像个拿枪的秀才”。 张敬斋的故事，不是啥惊天动地的传奇，就是一个普通红军干部的“活法”。他流浪时没丢了红军的魂，写字时能想起宣传标语的分量，面对地主的试探能守住本心。所谓“高级干部”的名号，在他这儿，不是官职，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不管在哪儿，都得做个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良心的人。就像他晚年回忆时说的：“我腿上的伤好了，可红军的‘伤’——那种不能忘本的劲儿，得带一辈子。”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