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被叫“中国的犹太人”？ 这说法的由头，可能起于一个历史误会。有人把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的“羯族”和犹太人扯上关系。因为史书说羯族人“高鼻深目”，像是白人，就脑补他们是东迁的犹太部落。 纯属扯淡。证据？ 第一，语言完全对不上。有记载的羯族语言，经推断可能属于叶尼塞语系或突厥语系，跟犹太人的古希伯来语差了十万八千里。 第二，信仰更是南辕北辙。羯族信仰源自波斯的“拜火教”（也称“胡天”），而犹太人以其对犹太教的坚定信仰闻名。一个为坚守信仰不惜流浪千年的民族，可能在一两百年内彻底改信吗？这猜想本身，既不懂犹太人，也不尊重历史。 真正的犹太人，历史上主要定居在河南开封等地经商，跟山西人没血缘关系。这锅，山西人不背。 误会归误会，但这绰号能流传，是因为某些表象的相似性戳中了人们的刻板印象。 首先，是搞钱的硬实力。明清五百年，晋商“汇通天下”，足迹从蒙古草原直到莫斯科。老话说的“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那种无孔不入的商业触觉，和历史上犹太人的全球经商网络，确实神似。 其次，是那种抱团的狠劲。晋商以地域和家族为纽带，伙计带伙计，亲戚帮亲戚，构筑了庞大的商业同盟。这种基于血缘地缘的紧密关系，与犹太社群的内部团结，在外人看来如出一辙。 再者，是能吃苦的韧性。无论是“走西口”的悲壮，还是深入不毛之地的冒险，晋商和流浪千年却总能扎根的犹太人一样，身上都有一种惊人的生存韧劲。 于是，“精明、团结、坚韧、富有”——这些标签被简单粗暴地同时贴在了两个群体身上。“中国的犹太人”这个称呼，便在一种模糊的类比中产生了。 然而，相似到此为止。 最根本的，是精神底色不同。犹太文化的核心是宗教，而晋商精神的根基是儒家伦理。“诚信为本，以义制利”，“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这是他们的信条。赚钱不是终极目的，“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才是。这决定了他们的财富流向。 看看他们把钱花在哪：不是单纯囤积，而是大规模、成体系地“以商养学”。泽州的商人，赚了钱就回来捐建书院、设“膏火银”奖学金、资助学子赶考路费。清代泽州一府进士多达136人，背后全是商资的支持。他们培养出的，是陈廷敬这样的大学士，是致仕讲学、反哺乡里的文人群体。这种将商业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和人才资本的自觉与格局，与基于宗教和族群生存而形成的犹太商业文化，路径截然不同。 所以，“中国的犹太人”这个称呼，与其说是一种赞誉，不如说是一种偷懒的文化误读。它用异域标签，遮蔽了山西本土厚重、独特且自成体系的“晋商文化”。 晋商就是晋商，他们的传奇，根植于中国特有的地理格局、政治经济和儒家文化传统之中。他们的故事里，有黄土高原的苍凉，有太行山的险峻，有盐铁茶的实务，更有“汇通天下”的金融创举。这是一套完全自洽的、东方的商业文明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