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 年，21 岁的女知青廖晓东，嫁给了一贫如洗的老光棍。新婚夜，廖晓东一脸娇羞，谁料，老光棍一脸不耐烦。正当廖晓东一脸懵时，老光棍突然一巴掌甩了过来！ 廖晓东她自幼由组织抚养，长在部队大院，读书好，文艺积极，团员模范，红旗下的典型。 1966年，她刚满18岁，赶上“上山下乡”高潮。她没有犹豫，主动报名。组织把她分到偏远的川南小村，名为“锻炼改造”。她背着铺盖卷，揣着日记本，告别城市灯火，踏上那段被称为“青春无悔”的旅程。 她干过农活，砍过柴，种过地，也发过高烧、脚上起泡。她不是娇气人，咬牙挺着。但现实终归不同于课本里写的诗与田野。贫困、偏见、封闭、饥饿……农村生活的粗粝感，一点点磨掉她的激情。 但她依旧坚持。她想证明，知识青年不怕苦。她写信回家，说“我愿扎根这里，做个真正的劳动者。”这种理想主义，也让她做出了后来的决定。 那场决定命运的大会，开在一间破旧的祠堂里。风从窗缝灌进来，吹得油灯晃动。 村支书站在土台上，点名批评村里一个“老光棍”——三十五岁，没老婆，没地，吃低保，还懒，不受欢迎。他说：“这种人，要有人帮他一把。”话音未落，全场鸦雀无声。 廖晓东站了起来。她没多想，只是出于一种朴素的冲动和理想感。她觉得，作为一名知青，作为一名烈士子女，理应带头“改造社会”，打破“城乡隔阂”。 她说自己愿意嫁给那人。没征求父母意见，也没和对方说上一句。那一刻，她像完成一次宣誓。掌声响起，村支书表态：“这是革命行为，是先进典型。” 她成为典型。公社通报、宣传栏张贴、县里简报表扬，她的照片出现在布告板上，一张合影：她坐着，他站在身后，表情呆滞。 没有礼服，没有化妆，只有红纸糊的背景和贴歪的“革命婚礼”标语。 婚礼办得草草。无酒席，无宾客。队里给了两条红布，一双塑料拖鞋算作“嫁妆”。她坐牛车去了男方家——一座快塌的小屋，木门用麻绳绑着，屋里连桌子都没有。 她脸上还有羞涩。她以为哪怕没感情，也许还有尊重。 可男人看她的眼神冷冷的，像在看一件突如其来的累赘。他坐在床边抽烟，一言不发。 夜深，她躺下，那人转身，毫无征兆地甩出一巴掌，“啪”的一声，在寂静夜里显得特别清晰。 她没哭，也没问为什么。只是呆呆地看着破屋顶，像看着一场理想的破灭。那一夜，她彻底明白，这不是婚姻，是一次政治表态。而她自己，成了代价。 婚后的日子，不是柴米油盐，而是日复一日的隐忍。 丈夫常年懒惰，靠生产队最底层的分工混日子，言语粗暴，生活邋遢。 家里到处是鼠洞和油渍。廖晓东每天喂猪、挑粪、种地，晚上点煤油灯织衣裳。 有几次她试图交流，都换来冷漠的回应。更甚者，是拳脚相加。 一次，她夜里高烧，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说她“营养不良导致肝病”。丈夫却连一碗热粥都没端。她躺在床上，默默望着屋顶，想着当年写下的誓言，像笑话一样扎进心里。 她试过逃离。也写过信。但信没回，队里管得紧，她哪里也去不了。她开始不说话，也不写日记了。连她自己都慢慢忘了，她曾经是烈士之后、知识青年。 她成了一个普通、又沉默的农村妇人。 1974年春，廖晓东因肝病恶化去世，年仅27岁。 临终前，她没有遗言，也没有人陪伴。她走得很安静，连村里都没惊动。 她被埋在村边荒坡上，没碑，没照，只有一块木板写着：“知青晓东。” 那天很冷，天灰蒙蒙的。没有哀乐，没有悼词。只有两个村干部随意填了些土。她的一生，就此结束。 她的死，没人提起。那段知青与贫农结合的“模范案例”，从此被迅速撤下，没有人再宣讲。 几年后，政策转弯，许多知青回了城，有的成了干部，有的成了学者。只有她，永远留在了那个冬天的山村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