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台湾美女服务员意外被中非暴君相中，很快就远嫁非洲，过上了奢靡的生活，谁知当她给黑人总统生了两个孩子后，这位美女服务员突然仓皇返台，这究竟怎么回事？ 那年，博卡萨率团访台，入住圆山大饭店。林碧春被安排为中非团组服务。据部分历史资料描述，博卡萨对台湾的接待非常满意，尤其对林碧春“照顾有加”的细致印象深刻。 当时的外交气氛极其敏感。中非是与台“建交”的少数非洲国家之一，而“联姻”常常被视为国家关系“加分项”。林碧春的出现，无疑恰好成为了这种“外交示好”的象征。 博卡萨很快提出，希望她能陪同前往非洲。他用尽手段，用豪车、钻石、奢侈品，包裹着这个请求。她的家人并不反对。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服务员能“嫁入王宫”，本就是天降机遇。 她犹豫过，但终究上了那架飞往班吉的飞机。 林碧春刚踏上中非土地时，热带阳光刺眼，热浪扑面。总统府比她想象中更大，仆从成群，围墙高耸。宫里早已为她准备好住所，一座红顶白墙的小楼，四周是岗哨和围栏，像一座漂亮的孤岛。 她的房间里装着空调，铺着进口地毯，家具是镀金的欧式风格。每天清晨，仆人端来银盘早餐，车队待命。她可以穿戴欧洲来的高定礼服，也可以点播她喜欢的台湾歌曲。看起来应有尽有，像进了童话城堡。 她陪同博卡萨出席活动，坐在王座旁，被介绍为“总统夫人”。她微笑、挥手，嘴角僵硬。她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官员和军人敬礼时的热情让她害怕。 她的“宠爱”只是博卡萨政治游戏中的一张牌。在外国媒体面前，他炫耀自己的多元家庭，用她当作“开明包容”的象征。但回到宫里，他的注意力很快转移到下一个女子身上。 她逐渐失去主动权，宫里的女仆也不再听她指令。她想学法语，被拒绝；她想写信，被要求“事先审核”；她问孩子的未来，对方说：“听总统安排。” 她为博卡萨生下了两个孩子。生育时，全城鸣放礼炮，宫里办了宴会。可孩子刚满月，就被带走“集中照养”，连见面都要申请。她曾去找，看见孩子穿着整齐制服，被侍女抱在怀里，不再熟悉。 她试图向母国寻求联系，但身边已无可信的人。她意识到，这不是“远嫁”，是被安置，是被囚禁在金色牢笼的异乡人。 那些夜晚，她站在阳台，望着宫墙外黑漆漆的夜色，脑中闪过圆山饭店厨房的灯光，那才是真实。她悄悄地开始打听：怎么能回台湾？带着孩子，安静地，逃离这一切。 林碧春终于意识到，所谓的“尊贵”只是一场困兽之宴。 日子过得越久，宫里的戒备越严。她的行动被限制，外出需要批准，身边的人都在监视。她试图联系外界，却总被挡回。她甚至连孩子的日常都无法过问。她不是妻子，不是母亲，更不是公民，只是一个被摆上舞台的“象征”。 她最初的服饰、自由、待遇，逐渐被剥夺。新来的女人取代了她在宴席上的位置。她在宴会的尽头站着，像个侍女，听着别的女人笑语盈盈地挽着博卡萨的手臂入席。 宫中的仆人不再用尊称称呼她，孩子也被送往“国家子女教育中心”，连探视都要签字申请。她的名字，身份，甚至语言，都被慢慢清空。 某天夜里，她偷偷潜入总统府图书馆，找到一部地图和一部陈旧的电话。那天之后，她反复练习怎么拨打电话回台湾驻中非“联络办”，小声地练，悄悄地记。 终于，某个黄昏，她成功接通了那边的号码。她不敢说太多，只说：“我想回来……带着我的孩子。”那头沉默了一会，答应她，会想办法。她听完，泪流不止。 接下来的几周，气氛压抑。她开始偷偷整理物品，藏起孩子的衣物与证件。有人告诉她，博卡萨在准备大规模清洗旧部，外界正在质疑他的政权合法性。她知道，再不走，自己和孩子都可能被牺牲。 有一天清晨，一辆非官方牌照的车辆停在她住所后门。她穿着最朴素的衣服，带着仅有的几个箱子，两名孩子裹着毯子在后座睡着。车启动的瞬间，她再没回头看那座金碧辉煌的王宫。 她不是王妃。她只是个想活着回家的母亲。那天，她逃了。穿越了一个独裁者的阴影，穿越了文化的铁幕，带着两个孩子，驶向未知的未来。 返台后，林碧春拒绝接受采访。没有媒体专访，没有官方通告。她仿佛从未存在过。她曾一度居住在台北郊区，靠亲友资助生活。 她没有公开提及那段经历。没人知道她是否后悔，也没人能真正理解她那几年在非洲王宫中的孤独与恐惧。 她的两个孩子如今何处，也无从查证。她这一生，仿佛就是那个年代夹缝中，一个被推上权力风口的普通人，被高举，也被遗忘。 那个曾在王宫穿金戴银的女子，最终只能低调回到故土，重新过上平凡生活。外人眼里是神秘、是传奇，但她自己，恐怕只记得那些年夜夜梦回时的困兽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