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大使山上信吾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承认，日中关系即将进入“严冬”，中国迄今为止并没有“刁难”在华日企，但他认为中国会尝试“碾压”高市政府，因为中国觉得日本现政府“既强大又危险。” 山上信吾曾任驻澳大利亚大使，长期担任日本对外战略沟通的重要顾问。他清楚分寸。他的话，不会随便说。他说：“日中关系即将步入严冬”“中国只承认强者原则”“日本需要与德国结盟准备极端情况”。 这不是外交辞令，是强烈警告。他预设了一个前提：中国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对日本保持“默认友好”，也不会继续维持“经济依赖下的和平假象”。 他认为，中国将在战略层面对日本现政府展开反制。不是喊话层面，而是系统性的压力。 而东京，很可能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从高市首相抛出涉台表态，到政界对“经济安全”的密集立法，日本正在迅速向对抗型结构转变。这一过程，正如山上所说，并不是“误会”，而是“重新定义”。 东京越来越明白，仅靠模糊语言和对中依赖，是拖不住战略对抗的。过去十年，日本一直在中美之间走钢丝，表面保持克制，实则早已开始重塑国家安全架构。2015年安保法案通过后，自卫队的“集体自卫权”已不再是禁区。之后，日本通过了《经济安保推进法》，开始系统监控对外技术、资金和企业投资流动。 背后，是一种长期准备的战略收紧。 山上信吾此时点名“中国不再掩饰野心”“日企将遭遇风险”，并非凭空而来。近年在华运营的日本企业的确已感到变化：数据本地化要求加严，供应链“去风险化”风潮蔓延，再加上反间谍法强化执行，外企环境更趋复杂。 山上并未否认当前经济层面中日仍有大量合作——他强调“尚未出现恶性刁难”，但这句“尚未”，就像悬着的剑，随时可能落下。 而日本政府也并非无感。从2021年开始，自民党内部不断释放对中强硬信号，以“经济安全”为名推进对华技术与资本限制，限制设备进口，插手本国科技产业与科研计划。 不仅如此，日本逐步加强与“五眼联盟”成员国的情报共享机制，与英美加澳纽的军事合作逐渐公开化。2023年底，日本与英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被广泛视作准军事结盟的重要突破口。 这些操作，都在山上的发言中找到了呼应。他明知中日之间还有庞大的民间经济往来，但仍强调“价值观对抗才是根本”，等于是把政治问题抬高到“战略生死”的层面。 而这，恰恰就是目前最危险的趋势——把原本可以通过外交协调的分歧，急剧上升为敌对性重组。 这并非全部人的意志，但山上这样的前外交高层释放的信号，表明日本部分政坛保守派已对中国的“长期强势”做出判断，并试图借助地缘联盟结构来平衡甚至遏制这一走向。 一提“德日联盟”，人们脑海中浮现的不是经济合作，不是自由贸易，而是“轴心国”“二战”“纳粹与军国主义”。 这不是错觉，而是历史的阴影。德国与日本是战败国，在国际秩序中一直承担特殊责任。尤其德国，对战争的反思已经制度化，军事政策受到国内法和社会舆论的双重限制。 山上信吾在对德媒讲话中提出“德日结盟”建议，不是随便提的。德国目前正值对中国战略评估全面调整的关键期。他选择在此时发声，意图不言而喻。 但这一步，难走。德国内部不可能轻易接受军事同盟式的结盟思维。即便对华政策日趋审慎，也不会轻易滑向“军事遏制”。 况且，欧洲地缘局势复杂。俄乌冲突尚未结束，德国国内保守主义与绿色联盟之间对外政策仍在博弈，舆论普遍倾向务实对华，而非冒进。 日本已经走在政策急转的路上。高市的“强势发言”是信号，山上的“战略提示”是方向。他们不是代表一届政府，而是代表一种日本旧体系中逐渐复苏的“强国意识”。 这份意识，掺杂了冷战残余、军备扩张、历史模糊。面对中国崛起，他们不是质疑中国的能力，而是质疑自己的空间还能剩下多少。 但这套逻辑，有代价。一旦将德日结盟对抗中国的思维当作政策路径，哪怕只在舆论场走远一步，都会造成区域战略神经的极度紧绷。 中方不会等他们坐实联盟才反应。一旦走到临界点，经济、舆论、制度反制都会陆续展开。 在那个时刻，不只是经济合作走向终点。中日、中欧几十年积累下的信任体系，也会像浮冰一样，慢慢碎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