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早期全家福，他自称和毛主席是同乡，致力促进两岸交流。 照片看起来普通，背后却连着一条家族线，从元末的战阵，到湘潭的乡间，再到台北的灯火。 马家的根在湖南湘潭。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马家祖先跟着朱元璋起兵，加入红巾军，在鄱阳湖大战中追击战败后的陈友谅残部，一路打到湖南一带。 战事稍歇，他们看中湘潭山水，卸甲种田，在这里落脚。 时间翻到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衡东县三樟乡马家堰村寺门前，一声啼哭划破清晨，这个孩子被取名马鹤凌。衡东只是居住地，族谱往上追，祖籍写着湘潭。 童年头几年家里还有家业，日子不愁吃穿。 七岁那年父亲英年早逝，家产很快散掉，母子俩一度无所依靠。叔叔马敬站出来，把孤儿寡母接回去，还咬牙供他读书。 有了人托底，马鹤凌在书桌前不敢懈怠。 他在长沙读中学，与杨开慧做过校友，在同一片校园里念书。后来凭成绩考入中央政治大学，在当时已经算是出了头，说明这个出身坎坷的孩子是靠真本事挤进政治菁英培养体系。 局势很快翻脸。抗日战争爆发，校园里的读书声被炮火压住，一批学生走进军队。马鹤凌也参军，在前线整整待了四年，从青涩学生熬成见过生死的军人。 抗战胜利后，他进入由蒋经国负责的救国团，在政治机关工作，正式踏上从政之路。 接着是解放战争。 解放军一路猛进，旧政权节节后撤，终究退到台湾岛。 许多人在码头匆匆上船，心里都明白这一去不知何时能回。马鹤凌随队到了台湾，在陌生的岛上继续从政，心里始终记着湘潭和衡东的老房子。 一九五〇年七月，马英九在香港出生。 家里按照字辈取名，“英”字轮到这一支，于是有了这个名字。后来全家迁往台湾，这个孩子从一开始就夹在几层身份之间：祖籍在湖南，童年在香港，成长在台湾，父亲还是政坛上的老人。 蒋经国掌权的那些年，身边需要可靠的旧部。 马鹤凌凭抗战履历和在救国团的表现，被视为亲信，在蒋经国执政时期多次被重用。 等蒋经国去世，权力重新洗牌，他也退隐政坛，把自己的位置交给后来人，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观察两岸风向上。 父亲走过的路，会在儿子心里留下印子。 马英九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参加军训，有一次部队活动，蒋经国亲自来授枪，他就在队列里接过那支枪。后来他留学海外，又回到台湾，被安排在蒋经国身边担任翻译，陪同出席会谈。 政治的温度和权力的角力，他比许多同龄人更早近距离看到。 十几年的摸爬滚打，他在台湾政坛逐渐成形，成了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 清爽形象和谨慎说话方式，让不少选民对他有好感。 一九九三年前后，李登辉掌握大局，为了压住这位后辈，把他安排进行政院担任法务部长。外头看是高位，内行都明白，这个位置权力有限，更像是一个好听不太好用的职务。 马英九上任后，宣布审查全台近千名市级和县级议员，把矛头对准有黑帮背景、有案底的官员，公开表示要和黑金政治势不两立。 黑金政治，说的就是黑道、金钱和公权缠在一起。 审查推进，一些见不得光的勾连被揭出来，岛内舆论开始给他加分，这个原本用来架空他的职位，反而成了清廉形象的跳板。 在此之后，他两度担任台北市市长，又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职务。 白天处理交通、住房、公共建设，夜里还要面对派系、选票、议会的各种协调。 支持者看他像读书人进了庙堂，对手则把他视作可能更上一层楼的人物，暗中提防。 视线再拉回湖南，湘潭这座城，很多人一听就会想到毛主席的故乡。 采访时，有记者问马英九，他家和毛主席故居隔多远，他笑着说，是老乡，只差两里路。 若把地图摊开细量，从衡东县三樟乡马家堰村到湘潭韶山，大约有八十公里。地理上当然不止两里，可在乡里人的说法里，同省同乡常常一句老乡，没多远。 马鹤凌晚年接受大陆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和毛主席是邻居，又说和杨开慧是校友。 按他的经历来看，这话并不离谱。少年时期在湖南求学，确实在同一地域的学校体系里读过书，家族也扎在湘潭一带，说一句邻居，有地理上的根据，也有情感上的认同。 他那时反复表态，反独促统，把统一当作最看重的方向。 二〇〇五年，马鹤凌在台湾去世。 临终前，他叮嘱马英九，要推动两岸和平统一，要争取让台湾回到祖国怀抱。 这样的话，从一个经历过抗战、又随政权退往台湾的老人嘴里说出，分量很重。 后来马英九屡屡谈到两岸交流和和平发展，不少人觉得，这是在接续父亲的遗愿，希望两岸在团结与统一的路上往前走几步。 那张早期全家福静静躺在相册里，背后连着从鄱阳湖到湘潭，再到香港和台北的一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