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本鬼子抓来了20多个年轻的姑娘，在几位姑娘即将被糟蹋时，一名汉奸却突然过来说要验身，几位姑娘一下子吓哭了，谁知汉奸竟小声对她们说：“听我的，我有救你们的法子！” 当时在场的人都懵了，这个平时对日本人点头哈腰的汉奸，怎么突然敢管这种事。 姑娘们哭得浑身发抖，既怕日本鬼子的暴行，更怕这个汉奸另有所图。她们缩在墙角，紧紧抱在一起，粗布衣裳上沾满泥土和泪水，眼神里满是绝望。旁边的日本兵已经扯开了军装扣子，嘴里喊着污言秽语，手里的刺刀在灯光下闪着寒光。见汉奸突然插话，领头的鬼子军官皱起眉头，用生硬的中文呵斥：“你的，什么意思？” 汉奸脸上立刻堆起平时那副谄媚的笑，腰弯得更低了，双手不停地搓着：“太君，太君息怒！” 他的声音带着刻意的讨好，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这些姑娘看着身子弱，万一有什么传染病，玷污了太君就不好了！我先验验身，确保健康干净，再给太君们送过去，您看？” 一边说，他一边偷偷给姑娘们使眼色，嘴唇微动，重复着刚才的话：“别说话，听我的。” 鬼子军官琢磨了一下，觉得有点道理，挥了挥手示意他赶紧。汉奸这才松了口气，冷汗已经浸透了里面的褂子。他走到姑娘们面前，假装仔细检查，手指划过她们的额头、手腕，嘴里念念有词：“体温正常，没有皮肤病……” 趁着弯腰的功夫，他飞快地从袖筒里摸出一把细小的铜钥匙，塞给最边上的一个姑娘，压低声音：“后院西北角有个狗洞，钥匙能开旁边的柴房锁，里面有绳子和干粮。子时三刻，我会把看守引开，你们赶紧跑，往东边山上去，那里有八路军的根据地。” 姑娘们愣住了，难以置信地看着他。这个汉奸名叫王福生，是镇上维持会的副会长，平时跟着日本人耀武扬威，乡亲们都恨透了他，背后骂他“狗汉奸”。可此刻，他眼里没有了平时的油滑，只剩下焦急和坚定。最年长的姑娘李桂芝反应过来，紧紧攥住钥匙，用力点了点头，眼泪却流得更凶了——她突然想起，上个月她爹被鬼子抓去修炮楼，是王福生偷偷塞给她一张纸条，说清了炮楼的看守时间，让她爹趁机逃了出来。 王福生检查得很快，转身对鬼子军官鞠躬：“太君，姑娘们都健康得很！就是一路奔波有点累，我先把她们关到柴房，弄点吃的补补身子，晚上再给您送来？” 鬼子军官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注意力早就回到了酒肉上，随口答应了。王福生赶紧示意姑娘们跟他走，一路上，他故意大声呵斥：“快点走！别磨蹭，耽误了太君的事，有你们好果子吃！” 可脚步却放得很慢，悄悄对姑娘们说：“柴房的木板有松动，你们提前撬开，别出声。” 到了柴房，王福生锁上门，转身刚要走，又停下脚步，从怀里掏出几块大洋塞进门缝：“路上用，别省着。” 他的声音压得极低，“我是地下党，伪装成汉奸潜伏在这里。你们记住，过山的时候要绕开鬼子的炮楼，遇到穿灰布军装的人就说‘福生让来的’，他们会接应你们。” 说完，他迅速转身离开，脸上又恢复了那副谄媚的模样，对着远处的鬼子笑着点头。 姑娘们在柴房里，借着微弱的月光，赶紧用钥匙打开锁，找到里面的绳子和干粮。李桂芝把大洋分给大家，小声叮嘱：“王大哥冒着生命危险救我们，我们一定不能辜负他，要活着逃出去，参加八路军，打鬼子！” 她们合力撬开松动的木板，躲在柴堆后面，紧张地等待着子时三刻。 半夜时分，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和叫喊声，是王福生故意制造了混乱，把看守柴房的鬼子引了过去。姑娘们趁机钻过狗洞，沿着小路往东边跑。一路上，她们不敢点灯，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山路上奔波，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喝几口山泉水。有两个姑娘脚崴了，其他人就轮流扶着她，谁也没有放弃。 天快亮的时候，她们终于在山口遇到了八路军的巡逻队。当说出“福生让来的”这句话时，巡逻队的战士立刻热情地接待了她们。后来她们才知道，王福生在她们逃走后，被鬼子怀疑，受尽了酷刑，却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最后被鬼子残忍杀害，牺牲时才32岁。 这个故事，是李桂芝老人在80岁时亲口讲述的。她后来参加了八路军，跟着队伍南征北战，一直活到了新中国成立。她常说：“我们不能随便给人贴标签，王福生顶着‘汉奸’的骂名，在敌人的心脏里潜伏，用生命保护了我们。他不是汉奸，他是真正的英雄！” 抗战时期，像王福生这样的潜伏者还有很多。他们隐姓埋名，伪装成敌人的走狗，忍受着世人的误解和唾骂，在黑暗中默默为抗日事业奉献。他们用智慧和勇气，传递情报、营救同胞、破坏敌人的计划，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很多人因为身份暴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甚至没能留下姓名。 我们常常习惯用“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历史，却忘了战争的残酷远超想象。有些看似投降的人，其实是在忍辱负重；有些看似正义的标签，背后可能藏着误解。王福生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判断一个人不能只看表面，更要看他在关键时刻的选择。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