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孟起被捕。庄征建议假投降，谁知却引起了上级的怀疑：“他为何会想到假投降，莫非他以前做过这样的事情？” 庄征这人，原名庄庆基，家里是经商的，条件相当不错。在那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他算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读过好书，见过世面，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一腔热血投身革命。他本来想拿枪杆子上前线，结果组织说后方宣传也是打仗，他二话不说就留下来搞学运、发传单。 后来因为能力太强，他一路干到了建松政特委委员。到了1941年，为了收集情报，他甚至带着妻子杨瑞玉，在江西铅山河口开起了“猪鬃合作社”。 这“假自首”的祸根，其实早在1943年就埋下了。 那是1943年10月，因为出了叛徒，庄征和杨瑞玉双双被捕。国民党特务如获至宝，把他们关在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联络站里，日夜审讯。特务们想要的是整个福建地下组织的名单，那是拿命换的情报。 当时情况危急到了极点，省委那边对他们被捕的消息一无所知，随时可能被一锅端。这时候，杨瑞玉展现出了惊人的胆识，她贴着丈夫的耳朵，出了个险招。 庄征听完，咬咬牙对特务说：“我想通了，我要自首。我出去帮你们找省委，有消息就汇报。” 特务也不是傻子，凭什么信你？庄征接着说：“我不走远，我把老婆押在这儿给你们当人质！” 这招“苦肉计”加“连环计”，把特务给骗住了。庄征一出狱，利用自己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迅速甩掉尾巴，通知省委安全转移。特务们等了半天没见人影，这才知道上当了，气得回头把杨瑞玉打得死去活来。 但这招险棋，确实救了组织。杨瑞玉在狱中受尽折磨，直到1945年重庆谈判后才被营救出来。 按理说，这是英雄壮举，是有勇有谋的体现。 可是，到了1947年的那个节骨眼上，这段经历在审查人员眼里，就变了味儿。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人的神经都是紧绷的。组织开始推导：你当年能用“假自首”骗国民党，现在会不会也用这招来骗共产党？你当年到底是真脱身，还是已经变节了，回来当了“红旗特务”？ 这种逻辑一旦形成闭环，简直就是死局。 孟起被捕后，庄征因为提了“假自首”的建议，立刻被隔离审查。那是真正的严刑逼供，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下，人是扛不住的。庄征被迫违心承认，说自己和特务头子张超订了什么“集体求生存”的协议。 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但在酷刑之下，成了铁证。 1947年9月5日，闽浙赣区委做出了决定，认定庄征是出卖孟起的内奸，是叛徒。没有更细致的核实，没有向中央进一步请示，这位曾经舍弃妻子救组织的硬汉，被秘密处死。 既然“部长”是特务，那他领导下的“城工部”岂不是特务窝？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老天爷似乎嫌乱子不够大，又发生了一件离奇的“阮英平失踪案”。 阮英平是谁？那是叶飞的老战友，开国上将级别的猛将，当时的区委常委、军事部长。1948年初，阮英平去福州汇报工作，半路和警卫员陈书琴走散了。 陈书琴找了三天没找着，跑回福州找城工部的新部长李铁汇报。这一汇报，坏了。 省委领导一琢磨：警卫员怎么会把首长丢了自己跑回来？为什么陈书琴被扣了还能逃脱？为什么阮英平的表会在别人身上？ 所有的疑点，再一次指向了城工部。 实际上，阮英平是因为身上带了黄金，被贪财的流氓恶霸谋财害命，打死在乱棍之下。这纯粹是一起刑事案件，和政治背叛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但在当时那种草木皆兵的氛围下，领导们判定：这是城工部这帮“内奸”干的，他们杀害了阮英平！ 这下子，天塌了。 省委认定城工部是国民党控制的“红旗特务组织”，下令解散城工部，停止所有党员党籍，并要求各地委在“五一节”前，把上山的城工部人员紧急处决。 从1948年4月到1949年春，整整117名城工部党员被自己人处决。 幸存下来的城工部成员，像林白等人，在组织解散、上级断联的情况下，依然在坚持斗争。他们没有因为被误解而投向敌人，反而自己成立了临时工委，把仅存的20多人发展到了80多人，继续配合大军解放福建。 直到1956年，福建省委复查此案，这份沉冤才得昭雪。 庄征的妻子杨瑞玉，那个曾经甘愿当人质的烈士，也在1947年受牵连殉难。这对夫妻，生前为了信仰分离，死后为了信仰蒙冤，整整十年，他们的名字被尘封在“叛徒”的耻辱柱上。 后来，庄征的儿子庄康星老人回忆起这段往事，他说他敬佩父母，也理解组织当年的决定。这话说得让人心酸，也让人肃然起敬。 在那个信息闭塞、敌我难辨、你死我活的战争年代，为了保证大部队的安全，为了防止被特务从内部瓦解，有时候不得不采取最极端的手段。 正如后来文件里反思的那样，这次事件是“祸起萧墙”。它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惨痛的：在任何时候，实事求是、重证据轻口供、严守法治程序，是多么的重要。 那些倒在黎明前夜的117名冤魂，他们没能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但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忠诚，成为了那段历史中最悲壮也最耀眼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