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乐会县的1位老农何世富“油尽灯枯”，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喊来妻子曾国彩，讲：“我的许多战友在京当官，我由于犯了错误，才脱离了红军。”曾国彩听后，气愤极了，喊：“你骗了我这么多年！” 曾国彩出生于海南乐会县朝阳维礼村，家庭条件一般，从小参与农活。成年后，她接触革命组织，成为海南首批红色娘子军成员。这支队伍由当地妇女组成，主要任务包括宣传工作和后勤支持。她在队伍中负责联络事务，参与过几次小型行动。一次战斗中，她受伤脱离主力，返回家乡务农。她改换身份，避免暴露过去，继续过着农民生活。她的丈夫何世富，原名何畏，1900年生于琼海博鳌镇玉堂村。幼年随父去马来西亚谋生，在当地学校接受教育，接触进步思想，加入工人团体。被驱逐回国后，他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接受军事训练。1927年投身广州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在红七军任职，逐步升迁。 何畏在红七军中从连长升至营长，参与多项作战任务。1930年代，他转入红四方面军，担任第九军军长，参与长征过程。长征中，部队经历艰苦行军，他负责指挥部分部队。1938年，他因内部问题离开部队，前往广州定居。在广州，他娶罗明新为妻，生下一儿一女，从事普通工作维持生计。1946年，他写信给曾国彩，告知广州情况，此后中断联系。曾国彩独自在乡村劳作，等待消息。1955年，何畏返回海南，与曾国彩重聚。从此，两人共同从事农业生产。何畏在农闲时义务教村里孩子识字，组织唱革命歌曲，还参与村中水利建设，出力参与挖渠筑坝等工作。这些活动融入当地社区生活。 何畏的早期经历源于家庭影响，其父在马来西亚务工，他随行学习当地语言和文化。回国后，黄埔军校时期，他学习军事理论和实战技能。广州起义中，他参与街头行动，加入党组织。百色起义后，红七军成立，他担任基层指挥职务，组织部队训练和作战。升迁过程中，他管理士兵后勤和战术部署。红四方面军时期，他领导第九军，参与川陕地区活动。长征路线包括雪山草地穿越，他处理部队补给问题。离开部队后，在广州的生活转向平民化，与罗明新组建家庭，子女成长中他提供教育支持。返回海南后，与曾国彩的共同生活聚焦于田间劳作，两人分工合作，种植水稻和蔬菜。 曾国彩作为红色娘子军成员，她的加入源于当地革命动员。队伍成立初期，她与冯增敏等一同训练，学习基本军事知识。负伤后，她返回乡村，隐瞒身份，避免风险。独自生活期间，她从事纺织和耕种，维持生计。收到何畏信件后，她保存信件，继续日常工作。1955年重聚，两人恢复夫妻关系。何畏的教学活动包括教授识字和算术，村里孩子聚集学习。他领唱国际歌，传播基本革命理念。水利工程中，他与村民协作，使用工具挖掘渠道，改善灌溉条件。这些行为反映出他融入农村环境的努力。 1960年，何世富在乐会县乡村中身体渐衰，临终前单独告知妻子曾国彩其过去经历。他提到革命参与和战功，以及因错误脱离红军。曾国彩闻言表现出强烈不满，认为长期隐瞒事实。何世富的过去包括红军高层职务，许多同期人员后来在北京任职。他的错误导致脱离部队，此事在历史记录中有所提及。曾国彩作为老红军，对此难以接受。她本身经历革命负伤，隐居乡村多年。两人重聚后生活平静，但这一临终透露打破了平静。历史资料显示，何世富的真实身份为红军将领何畏，其生平轨迹从海外求学到军中升迁，再到脱离部队。 何畏的军旅生涯中，百色起义是关键节点，他参与起义筹备和后续作战。红七军时期，他指挥小型战斗，积累经验。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职务让他负责更大规模部队管理。长征中，他处理行军中的纪律和供给问题。1938年脱离后，广州生活转向商业小贩等工作。信件告知曾国彩后，中断联系反映出家庭复杂性。返回海南时，与罗明新分歧导致这一决定。乡村生活中，他避免提及过去，专注于农业。教学和水利参与显示出他利用知识回馈社区。曾国彩的反应源于自身革命背景，她难以容忍隐瞒。 曾国彩听闻后，当场昏厥，需要村人救助。何世富不久离世，葬于村外。多年后，曾国彩从渠道得知丈夫真名为何畏。这一信息源于老同志回忆和历史档案。何畏的生平在党史资料中记载，包括黄埔军校入学和起义参与。长征经历在红军史中提及第九军角色。脱离部队原因涉及内部矛盾，未有详细公开记录。曾国彩继续乡村生活，参与纺织和耕种。她的红色娘子军身份在当地口述史中流传。子女一代未详细涉及，两人生活以务农为主。历史研究者通过访谈收集这些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