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8月，丁盛的一句“60军我指挥不动，你们要早做准备”，给他自己惹下了大祸，最终被开除党籍。60军是七十年代中期，南京军区所辖的3个军之一，论硬实力不及第1军和第12军。 在1970年代的南京军区编制中，60军与第1军、第12军共同承担防务，但其装备和战略地位均不及后者。 第1军长期驻守浙江，是军区的尖刀部队，第12军部署于安徽，兼顾中原腹地，60军则驻防江宁、无锡、苏州一线，主要任务为扼守长江口岸。 值得注意的是，丁盛在1976年7月曾亲自签发60军南调方案，批示中明确强调该军对长江防御的重要性。 若真如徐景贤所言，丁盛认为60军“不可靠”，他为何主动提议将其调至关键区域？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成为丁盛多年申诉的核心论据。 更蹊跷的是，徐景贤称会谈发生在8月8日，却直到9月21日才向张春桥汇报，一个多月的延迟在政治敏感期显得极不寻常。 丁盛始终否认徐景贤的指控，他回忆称，当晚谈话仅涉及三方面内容：舟山防务考察的后续安排、杭州湾军事演习的后勤协调，以及上海金山化工厂的生产支持。 现场警卫的回忆也佐证，会谈气氛平淡，未提及任何敏感话题，而徐景贤的证词不仅缺乏旁证，还与同期档案记录冲突。 1976年7月末，南京军区政治部曾通报表扬60军在防汛任务中的表现，8月初的《沪宁线交通防卫演习计划》中，丁盛更亲笔批示60军为战时骨干。 这些文件与“60军靠不住”的指控形成鲜明对比。 1998年，85岁的丁盛向徐景贤寄出最后一封信，恳求其澄清真相，信中写道：“四十年戎马，一世坦荡，为当年误会，请君实书一句，以慰后人，”但徐景贤始终未作回应。 这种沉默背后，或许隐藏着复杂的历史动机，一方面，徐景贤在“四人”倒台后已受审查，重提旧事可能引发新一轮追责，另一方面，若承认证词不实，等同于否定自己在那段特殊时期的政治立场。 其晚年所著《十年一梦》对此事避而不谈，更让真相石沉大海。 而丁盛的军旅生涯充满传奇。1949年衡宝战役中，他率135师大胆穿插，切断白崇禧部退路，赢得“丁大胆”威名。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时，他指挥瓦弄战役全歼印军第七旅，然而这些战功未能挽救他的政治生命。 1982年，军事检察院认定其“构成策动....最”，但免予起诉。他被剥夺党籍、军衔，安置待遇从兵团级降至师级。 1999年临终前，他再次申请入党遭拒，追悼会上仅以“老人”相称，唯有挽联“战衡宝，平西康，攻瓦弄，人称大胆将军。离新疆，出广东，谪京沪，众谓落难英雄”暗含其荣辱一生。 丁盛案的教训在于，政治环境中的单一口供极易成为构陷工具。徐景贤的证词从未得到其他与会者或档案的交叉验证，而同期南京军区的电报、演习计划均显示部队状态正常。 类似现象在近代史中不乏其例：1967年“二月逆流”期间，谭震林等老帅因批评“特殊时期”被诬为“策反”，直至“林”事件后才获平反。 这种依赖孤立证言定案的模式，不仅扭曲个体命运，更阻碍对历史全貌的认知。。丁盛的悲剧，某种程度上是时代漩涡中个体无力感的缩影。 其遭遇提醒后人，历史叙述需多方史料印证，而非以沉默或片面之词定论。如今60军虽已于1985年撤编，但其血脉融入东部战区各部，继续担负国防使命，而丁盛案留下的谜团，仍待更多档案公开方能彻底解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