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许世友的警卫连长徐永卿出差途经上海，街头漫步时与一名男子擦肩而过，徐永卿惊觉这名男子很有可能是他找了多年的日本特务，可要抓住他，却成了难题！ 泛黄的相纸在徐永卿掌心微微发皱。 照片里，1942年济南铁路局的煤油灯正晃，他和战友们挤在八仙桌前，桌上摊着的电报底稿还沾着茶渍。 最右侧那个穿灰布对襟衫的年轻人，喉结滑动时的弧度，与方才擦肩男子如出一辙。 河下谷清——这个刻在骨髓里的名字突然窜到舌尖。 十二年了，从济南到上海，从枪林弹雨到和平年代，这张脸为何仍像烙铁般烫在记忆里？ 时间得拨回1938年的济南。 刚满十八岁的徐永卿，从嵩山脚下一路辗转到济南铁路局当钳工，磨得锃亮的扳手旁，总藏着袖珍密写本。 许世友第一次见他，是在情报站的暗格里，这小子正用筷子蘸着米汤在报纸上写字，抬头时眼里的光比矿灯还亮。 “比猴子还能钻”——这句评价后来成了徐永卿的代号。 1941年深秋，局里新来个“反战青年”，总在食堂角落痛骂关东军暴行。 那就是河下谷清，彼时他化名“李二柱”，灰布衫第二颗纽扣松松垮垮，徐永卿后来才知道，那是特务机构的暗号。 他曾亲眼见“李二柱”抱着发烧的孩子跑三公里找医生，转头就把孩子父亲——一名地下交通员的住址卖给宪兵队。 1943年济南大轰炸那天，徐永卿蹲在防空洞里，听着河下谷清故意接错的电话线里传来的爆炸声，指甲掐进砖缝。 三个村庄，一百二十七口人，包括那个总拽着他衣角要糖吃的小丫头。 “下次见面，我会让你更明白什么是‘忠诚’。”这是河下谷清消失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如今，在上海的弄堂里，这句话突然在徐永卿耳边炸响。 他盯着男子消失在杂货铺的背影，右手下意识摸向腰间——那里早已没有配枪，只有一枚磨光滑的铜制烟盒，是牺牲战友的遗物。 杂货铺的木门虚掩着，挂着的“南货”幌子在风里打转。 徐永卿蹲在电线杆后，数着对面窗户的格子：三横两竖，和当年济南特务窝点的暗号一样。 “这人可能挖了地道，重点搜地砖！”电话里，他对上海公安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 指节叩击地面的声响突然变调——咚、咚，带着空洞的回响。 撬开第三块青石板时，检测仪的蜂鸣声刺得人耳膜疼。 狭窄的地道仅容一人爬行，墙壁上还留着当年济南老城墙的泥土味。 “他要去转移电台！”徐永卿突然想起，河下谷清总在凌晨三点调试设备，因为那是报务员换班的空档。 手电筒的光柱刺破地道尽头的黑暗时，电流声正滋滋作响。 河下谷清趴在电台前，嘴里叼着铅笔，密码本上画着上海郊区灌溉站的草图。 “又是你！”匕首出鞘的寒光闪过，徐永卿抬脚踢中他手腕——这招少林腿法，他练了三十年。 电台屏幕上跳动的绿色字符还没来得及熄灭：“上海郊区灌溉站可破坏……” 审讯室的白炽灯下，河下谷清的灰布衫洗得发白，左眉骨那道三指长的疤狰狞依旧。 “1950年回来的，本想等皇军反攻领赏，没想到……”他突然笑起来，笑声卡在喉咙里像破风箱。 判决书送达那天，徐永卿买了三斤白酒，在烈士陵园浇成三个圈。 “凶手伏法了，你们闻闻，这是济南的高粱酒。” 退休后，他成了社区里最“唠叨”的老头，总攥着那张泛黄的照片问孩子：“看清楚这双眼睛，坏人不会把‘特务’二字写在脸上。” 1985年清明，福州的雨下得绵密。 徐永卿躺在病床上，让孙子把那枚铜烟盒放在枕边：“捐给纪念馆，就放在济南铁路局那面墙前，让后人知道，有些债，要用一辈子去讨。” 如今，上海公安博物馆的展柜里，那台锈迹斑斑的电台旁，并排放着徐永卿的追凶笔记。 最后一页写着：“1943年，小丫头的糖还没给；1957年，上海的风终于吹散了血腥味。” 笔锋突然变得很重，墨水洇透纸背，像一滴凝固的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