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欧洲人被疯狗咬伤后，随手用烙铁烙在被咬伤的位置，以此来治疗狂犬病。这一幕让巴斯德看到后十分震惊，不久后他找来了一个孩子，这个决定后来改变了全世界…… 那是1885年盛夏，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农家妇女抱着九岁的儿子梅斯特闯进实验室时，孩子腿上的十四道伤口还在渗血——疯狗的獠牙撕开皮肉时，连骨头都隐约可见。 女人跪在地上，把孩子的伤腿往巴斯德面前送，哭喊着“哪怕死在您手里，也比被烙铁烫死强”；实验室的玻璃罐里，泡着的兔子脊髓在福尔马林中微微晃动，那是他用三年时间从死神手里抢来的“武器”。 巴斯德忘不了十年前在铁匠铺见到的场景：被按在铁砧上的农夫发出杀猪般的嚎叫，烧红的烙铁落下时，伤口处腾起的白烟裹着焦肉味，像极了焚尸炉的气息——可这样的“治疗”，十有八九熬不过三天。 他那时刚解决法国酿酒业的发酸难题，实验室窗外的葡萄藤还挂着感谢他的红绸带，可疯狗伤人的惨状，让那些荣誉瞬间成了扎眼的讽刺。 没有显微镜能看见狂犬病病毒，巴斯德就像在黑屋子里摸钥匙，他把疯狗的脊髓液注射给兔子，等兔子发病后取出脊髓，挂在装有干燥剂的玻璃瓶里，每天记录它的“毒性时钟”——第一天的脊髓能让狗三天内毙命，第十天的，却连小狗都伤不了分毫。 给梅斯特打针的第十天，巴斯德用了只风干一天的强毒脊髓，针管刺入皮肤时，他的手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夜里他三次爬起来摸孩子的额头，生怕那潜伏的病毒突然发难。 一个月后，梅斯特追着实验室的猫满院子跑，狂犬病的阴影彻底消散；消息传到巴黎，报纸印破了三台印刷机，有人说这是上帝显灵，也有人骂他“拿孩子做活体实验”。 十五岁的放羊娃朱皮耶被送来时，质疑声浪正高，这孩子为护同伴被疯狗咬穿了手掌，巴斯德一句话没说，照样按疗程注射——等朱皮耶能重新握紧羊鞭，所有质疑都成了哑炮。 法国政府拨下的专款在塞纳河畔建起了巴斯德研究所，梅斯特长大后成了这里的看门人，每天擦拭巴斯德的铜像，就像当年巴斯德擦拭那些装脊髓的玻璃瓶。 二战时德军闯进研究所，命令梅斯特打开巴斯德的墓穴，老人从怀里掏出藏了四十年的旧怀表，表盖里是巴斯德当年给他注射的第一支疫苗瓶，然后他吞下了整瓶氰化物——墓碑上的“科学拯救人类”，成了他用生命守护的誓言。 晚年的巴斯德半身不遂，坐在轮椅上指导学生，实验室的黑板写满了各种病毒的减毒公式，直到最后一口气，手里还攥着那支给梅斯特用过的玻璃针管。 如今我们被狗咬了，去社区医院打五针疫苗是寻常事，可谁还记得一百三十多年前，那个在铁匠铺里被烙铁烫死的无名农夫？ 科学的进步从不是一蹴而就，它藏在每一次犹豫的实验里，每一个被拯救的生命中，更藏在梅斯特那枚染血的怀表里——那是人类对抗死神的，最倔强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