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戴笠在北平邀请50多个汉奸吃饭，待众人到齐后，戴笠却突然说：现在你们都被逮捕了！ 1945年8月的北平六国饭店，50多位西装革履的“名流”举杯欢庆。他们均为抗战时期投靠日伪的汉奸，主位的戴笠面带笑容。然酒过三巡，戴笠突然拍案：“诸位被捕了！” 1945年北平作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所在地，此处汉奸势力盘根错节：上有王克敏、王揖唐等伪政权头目，下有控制粮店、电厂的伪职人员，部分警察署长亦为汉奸出身。 日本投降后，这些人并未慌乱，反而勾结国民党内部投机派，试图以“献城”“保产”换取赦免，部分人持有日军遗留武器，随时可能引发动乱。 戴笠接手肃奸工作时，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强行抓捕风险极高。汉奸群体相互串联，部分人居住于日军遗留的碉堡式住宅，强行抓捕可能引发枪战，而北平刚光复，稳定为首要任务；二是甄别难度较大。 不少汉奸早有准备，如伪警察局副局长雷恒成，抗战后期曾暗中向军统传递情报，究竟属“卧底”还是“汉奸”，争议较大。 宴请抓捕方案，正是针对这两大痛点制定。戴笠所发请柬设计巧妙，未标注“肃奸”“调查”等字样，仅印有“中央委派处理华北政务，邀诸位共商善后事宜”。这使汉奸群体误以为将获“招安”——当时国民党确有“宽大处理伪职人员”的风声，南京就有伪官员转而成为“接收专员”。 50余人中，除伪政权核心人物，还包括控制北平水电、交通的关键角色，戴笠的目标便是“一网打尽，掐断命脉”。 六国饭店门口的“侍者”均为军统特务，腰间暗藏驳壳枪；宴会厅屏风后，埋伏一个班的武装人员；上菜伙计亦为经过格斗训练的行动组成员。 酒过三巡，当汉奸们谈及“今后出路”时，戴笠突然起身，身后特务随即封锁大门。他掏出预先备好的逮捕令，念到姓名便实施抓捕，全程不足20分钟，无一人反抗——这些人饮酒后未携带保镖，完全不具备反抗能力。 当时北平街头流传“军统要杀一批、放一批”的谣言，汉奸们均希望借机表功。戴笠便利用这一点，在宴会上先让几名小汉奸“汇报功绩”，其他人见状纷纷表露忠心，实则主动交代罪行。 当逮捕令出示时，这些人顿时惊慌失措，误认为是“表功不足”，未料到是全盘抓捕。据事后当事人回忆，王揖唐当时双腿发软，最终由特务架离现场。 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CC系（陈果夫、陈立夫派系）已在北平安插人员，意图争夺肃奸主导权。戴笠以宴请方式快速控制核心汉奸，实则掌控了肃奸的“主动权”——人员处于军统控制之下，定罪、审判的话语权便牢牢在握。 更重要的是，这些汉奸手中掌握诸多日伪遗留的财产清单与人脉资源，戴笠意图借助这些资源打击异己、扩充军统实力。 另有一冷门细节鲜少被提及：此次抓捕前，戴笠曾向美军驻北平联络处人员“报备”。美军当时意图拉拢具备技术能力的伪职人员（如伪电厂工程师），戴笠通过宴请抓捕，既未得罪美军——未抓捕技术人员，又敲打了意图倚仗美军撑腰的汉奸。 后来美军联络处评价：“戴的手段比我们在欧洲抓捕纳粹的效率高得多。” 50余人中，王克敏、王揖唐等12名核心汉奸被移交法院，王揖唐后被判处死刑，成为抗战后首个被处决的伪政权头目；伪电信局局长等技术人员，戴笠未将其移送法院，而是令其“戴罪立功”，负责恢复北平通信网络； 另有数名早年与军统有联系的汉奸，直接被吸纳进军统，负责搜集华北情报。这种“分类处理”策略，较之一刀切的抓捕更显政治手腕。 对比同期上海的肃奸行动，更能凸显北平此次行动的成效，上海肃奸期间，国民党派系直接派兵上门实施抓捕，导致不少汉奸提前获讯潜逃，部分人趁乱转移财产。 而北平通过宴请集中抓捕，核心人物无一漏网，还顺藤摸瓜揪出20余名潜伏的汉奸特务。戴笠后来在军统内部讲话时曾比喻：“抓汉奸如同摘西瓜，需先攥住瓜藤，否则摘一个跑一串。” 戴笠虽抓捕诸多汉奸，但多名汉奸通过贿赂军统官员获释。如伪华北经济总署署长汪时璟，耗费500两黄金疏通关系，最终仅被判3年缓刑。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部分负责肃奸的国民党官员，转头便与汉奸勾结倒卖日伪资产，贪腐程度甚至超过汉奸。北平百姓因此编出段子：“军统抓汉奸，徒有其名；汉奸怕军统，实则怕没钱。” 该手段解决了战后北平肃奸的燃眉之急，快速稳定局势，但也带有浓厚的派系私心与独裁色彩。反观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肃奸工作，依托群众举报与民主审判，既未放过一名真汉奸，也未冤枉一名无辜者。两种方式对比可见，真正的肃奸绝非依赖权谋手段，而是依靠制度正义与民心向背。 70多年过去，六国饭店已更名为华风宾馆，那场惊心动魄的宴会也成为历史，但事件留下的启示十分明确：汉奸终究没有好下场，投机取巧换不来安稳；任何治理行动，唯有兼顾效率与公平，才能真正赢得人心。 那些被戴笠逮捕的汉奸，或被处决，或在骂名中终老，他们的结局，便是对“卖国求荣”最严厉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