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钱大钧黑着脸走进军统湖北站，当着一众特务的面，打死了副站长杨若琛，说：“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他的下场！” 钱大钧生于1893年江苏吴县，早年家境普通，父亲早逝后他一度辍学帮衬家计。1909年考入江苏陆军小学堂，次年转入南京临时陆军中学堂，1913年二次革命时投身敢死队，事败后回乡避风。1914年赴日求学，先入振武学校，后加入中华革命党，并在东京拜见孙中山。回国后进保定军官学校炮兵科，1918年再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9年毕业分配到广东粤军。 1921年起他参与护法运动，任粤军教导团教练官。黄埔军校创办时，他担任战术教官，后升党军教导团团长。东征中指挥作战获功，北伐时期升第20师师长，还兼广州警备司令和公安局局长。1927年清党行动中负责广东事务，显示出执行力。1930年中原则战率部出征，后任武汉要塞司令、第89师师长、第13军军长。这些职位让他积累军功，也暴露在派系斗争中。 1933年后钱大钧渐离前线，转任保定行营主任、北平分会委员。1935年升中将，任侍从室主任。1936年处理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受枪伤获勋章。这些经历巩固了他与蒋介石的亲近关系，使其跻身国民党核心圈子。1938年初调航空委员会主任，正值武汉会战空域胶着，他需应对日军空中优势下的资源短缺。 武汉作为临时陪都，日军飞机反复空袭，国民党空军装备落后，燃料零件供应紧张。钱大钧上任后推行战机出击前在市区低飞展示的做法，旨在稳固军心民气。这种战术虽短暂占用时间，却在连续失利中起到提振作用。军统湖北站情报人员观察到此举，将其定性为延误战机，迅速上报副站长杨若琛。杨若琛时年四十余，戴笠亲信，主管情报处，习惯于搜集军政要员把柄。 杨若琛未经查证即编报告，指责钱大钧贻误军机，甚至涉及私扣物资。报告直送戴笠，戴笠批示后转蒋介石。蒋介石召钱大钧对质，钱大钧逐条解释战术必要性，并举空军战果佐证。蒋介石认可后搁置此事。钱大钧暗中查访，确认源头为湖北站杨若琛主导。他避开戴笠，选择直接针对杨若琛，以示震慑。 六月某日钱大钧带卫士前往军统湖北站。站内特务无人阻拦，杨若琛见状试图辩解。钱大钧拔枪射击，杨若琛当场身亡。枪声后钱大钧对在场人员发出警告，现场陷入混乱。军统虽横行一时，但面对钱大钧级别，无人敢当场反击。这起事件暴露情报系统对空军事务的过度干预，也反映国民党内部监察机制的失控。 戴笠获讯后上报蒋介石，要求严惩。蒋介石仅口头批评钱大钧冲动，未予追责。空军继续执行盘旋战术，直至武汉失守前累计击落多架敌机。钱大钧此举虽违法，却在短期内压制了军统对空军的干扰，维持了战时指挥链条的稳定。 戴笠虽怒火中烧，但蒋介石态度明确，杨若琛之死成不了气候。他调整湖北站人事，加强外围监视，却未公开报复。1944年底钱大钧回侍从室，任一室主任兼军统局局长，直接管辖戴笠事务。蒋介石那时对军统扩张生疑，钱大钧借机整顿，裁撤冗员，插手内部运作，让戴笠被动应对。 抗战胜利后钱大钧调上海，任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脱离军统纠葛。戴笠飞机失事前，两人关系表面缓和。1949年国民党退台，钱大钧随行，继续军政任职，包括处理孙立人案。晚年任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主管航空事务，与早年空军经历呼应。1982年7月21日钱大钧因肝癌在台北逝世，终年8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