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中科院每月给他发350元人民币，后来增聘为院士后，每月增加津贴100元，就是这450元工资，钱学森还总是认为太多了。 195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聘任钱学森为特级研究员，月薪定为350元，这在当时科研界已属最高标准，远超普通教授收入，相当于国家对引进人才的特别倾斜。研究所位于北京西城区，他领取第一份工资单后，很快意识到这份薪水超出个人实际需求，当时北京一户四口月开销只需80元左右，剩余资金本可改善生活，但他选择将多余部分存入银行。次年，他入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薪酬增至450元，包括职务工资350元和委员补贴100元，这项调整旨在鼓励顶尖专家回流，覆盖全国科研人员工资上限。他查看人事文件后，继续专注实验室事务，从不以此为谈资。 奖金和稿酬的处理方式，体现出他对薪资的独特定位。1957年，力学所风洞项目获集体奖励，他分得500元，当月全额购买国债，支持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如钢铁厂和公路项目。1960年，另一笔800元科研补助到账，他指定转为五年期国库券，用于桥梁修建。国债到期本息约600元，他捐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购置流体测量仪器，帮助学生开展涡流实验。这些举动源于对国家资金紧缺的理解，当时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每笔投入需精准分配，他视个人所得为公共资源延伸。稿酬方面，1958年合著《物理力学讲义》出版，版税1200元，他分给三位年轻助手各300元，额外补贴家庭开销大的同事，用于添置日常用品。 生活开支控制严格，住所陈设保持简朴，家具多为单位旧配发，衣物几件中山装反复使用，饮食以米饭豆腐青菜为主，周末偶尔加荤。月结余达200元，他每月捐出部分，支持教育和科研设备采购。1963年，他写信给研究所领导，建议取消学部补贴，理由是个人消费微薄，不宜多占国家资源，虽未获准，但从此奖金一到手即捐献。1964年，《导弹空气动力学》售出5000册，稿费1500元，分给五位合作者各200元，自己留100元买专业工具。这种分发惠及20多名同事，覆盖结婚和子女教育费用，体现了团队协作精神。 工作投入转化薪资价值，他每日检查实验室设备，参与薄壁筒稳定性计算，连续数日推导方程组，确保数据精度。1962年，风洞压缩机项目延期，他调整参数，指导团队记录转速，避免资源浪费。这些实践源于对国家科技薄弱的清醒认知，作为引进专家，他坚持产出匹配投入，推动火箭研制和人才培养。家庭方面，妻子蒋英承担家务，他提供有限零用，子女教育费从稿酬挤出，生活节奏未因薪水变动。累计捐款超过5000元，用于水库和铁路建设，薪资成为服务大局的工具，而非个人享受资本。 1956年，钱学森主持组建第五研究院，任院长，领导东风导弹系列研制，从翻译国外文献到培训本土工程师，填补技术空白。1960年，东风-1近程导弹首射成功，他协调精度提升，推动中近程型号开发。1964年，两弹结合试验启动，他负责运载系统集成，确保导弹与核装置匹配，奠定国防基础。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他指导长征火箭可靠性验证，信号回传标志航天起步。此后，他转向洲际导弹项目，优化弹道设计，影响后续运载工具发展。 1980年，他专注系统工程研究，创立工程控制论，应用于自动化控制和质量管理，推动工业技术升级。1991年，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表彰其在动力、制导和结构领域的丰富经验。晚年在北京寓所著书，指导研究生攻关系统科学问题，强调组织协调在大型工程中的作用。他的工作覆盖导弹总设计师室，推动总设计师制度实施，避免研制争议。1999年，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认可他对近程导弹和卫星的直接领导贡献。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遗体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科研工作者列队致敬。他的手稿存档于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模型展于中国科技馆，激励后辈创新。导弹项目从戈壁试验到太空探索，他的贡献嵌入国家科技脉络，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