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春，贺子珍在上海病逝，丧礼按照她生前的职位“市妇联主任”按副省级待遇举办，但有人认为应该上报中央，提升规格，理由有三： 第一，贺子珍身份极其特殊，是毛主席患难十年的妻子。 第二，贺子珍是上井冈山最早的共产党员，比毛主席还要早，资历极高。 第三，贺子珍革命早期担任很多重要职位，对革命有重大贡献，长征时还掩护战斗身负重伤。 光凭着三点，就足以提高规格，更何况贺子珍于1979年还被增补为政协委员。所以肯定不能按一般规格办，尽管贺子珍生前对自己的身后事没有特殊要求。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得知后，也觉得不好弄，于是请示了中央办公厅，中办的人觉得这件事也非常重要，便请示了邓小平。邓小平最后一锤定音，做了两条决定：第一，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必须送花圈，第二，贺子珍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邓小平的指示，让贺子珍的葬礼规格瞬间提高，要知道，革命公墓一室是安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这种级别，对贺子珍来说是合情合理的。 笔者看过一个纪录片，说在贺子珍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有个服务员问，这么多大领导都来，这去世的到底是谁？这也难怪，因为贺子珍这么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 不过也有三个节点。 第一：贺子珍晚年一直在南方居住，离不开三个地方，上海-杭州-江西 贺子珍晚年的生活轨迹，主要围绕着上海、杭州和江西这三个地方展开。江西是她的故乡，那里有她的亲人、她的童年记忆，更有她革命生涯的起点。她对这片土地饱含深情，故乡的山水始终牵动着她的心。 而杭州，那片美丽的江南之地，也曾留下她的足迹。在那里，她或许曾在西湖边静静地漫步，感受着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回忆着往昔的峥嵘岁月。 上海则是她晚年居住时间较长的地方。她在这里度过了许多的时光，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在上海，她见证了新中国的发展与变迁。尽管她的生活相对平静，但她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她在上海的家中，或是静静地思考，或是与亲人朋友相聚，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她的晚年，虽然没有了年轻时的波澜壮阔，但却有着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宁静与淡泊。 第二，只和毛主席见过一面 贺子珍与毛主席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然而，他们的人生却充满了坎坷与波折。1937年，贺子珍前往苏联，这一去就是多年。直到1947年，她才回到国内。 而她与毛主席在庐山的那次见面，成为了她一生中极为珍贵的回忆。那是在1959年，时隔多年，两人再次相见，心中想必都有着千言万语。他们或许回忆了过去在井冈山的岁月，回忆了那些一起战斗、一起生活的日子。然而，时光已经流逝，他们的人生都发生了许多的变化。这次见面，短暂而又珍贵，它承载着贺子珍对毛主席深深的情感，也成为了她心中永远无法忘怀的记忆。此后，他们便再未相见，但毛主席始终是贺子珍心中无法抹去的存在。 第三，为革命奉献了一生，1979年才去了首都北京 贺子珍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她在井冈山时期，积极参与革命斗争，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长征途中，她更是不畏艰险，为了保护受伤的同志，不惜牺牲自己，身中数弹，弹片一直留在她的体内。 然而，直到1979年，她才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此时的她，已经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她来到北京，最大的愿望就是瞻仰毛主席的遗容。当她在毛主席纪念堂看到毛主席的遗容时，满面泪水横流，久久不肯离去。她为革命奉献了一生，却直到晚年才来到祖国首都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