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看望母亲，谁知95岁高龄的老母亲，望着30年未见的儿子，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1988年广东老宅的藤椅旁，95岁的母亲颤抖着抚摸黄旭华掌心的老茧——那是30年算盘计算、钢板打磨留下的印记，比任何解释都更有力量。 就在几小时前，这位刚从南海300米深海归来的核潜艇总设计师，还穿着沾着海水的工作服，站在门口不敢认母亲，而老人盯着他看了半晌，只哽咽着重复“三儿瘦了”，却不知儿子刚从一场生死试验中闯回来。 黄旭华的“不孝”里藏着两次艰难抉择。 第一次是1958年接到调令时，父亲刚去世不久，母亲的头发还没全白，他站在灵堂角落，攥着那张写着“紧急任务，即刻赴京”的纸条，终究没敢告诉家人要去做什么。 妻子李世英后来回忆，他走的那天只带了一个小行李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和一本《船舶设计手册》，连一句“什么时候回来”都没敢说。 第二次抉择在1970年。当时核潜艇研制到了关键阶段，妹妹突然来信说母亲摔断了腿，想让他回家看看。黄旭华拿着信在试验基地的海边坐了一夜，海浪声里全是母亲的叮嘱。 他知道，只要自己开口，领导或许会批假，但潜艇的重心计算正卡在关键节点，三组人用算盘算出来的结果总差0.1克。 第二天一早，他把信锁进抽屉，在工作笔记上写下“潜艇不下水，母亲难安心”——他以为只要早点研制成功，就能有更多时间陪母亲，却没想到这一等，又是18年。 在荒凉的海岛基地，黄旭华的“土办法”曾让同事们哭笑不得。 为了确保潜艇重心精确，他要求所有设备上艇前必须过秤，连一颗螺丝钉都不能例外；施工产生的边角料要分类称重，扣除相应重量后才能记录数据。 有次年轻技术员嫌麻烦，偷偷把一小块废钢板扔了，他发现后立刻召集所有人开会，拿着算盘算了半小时：“这块钢板重38克，会让潜艇重心偏移0.02度，下潜时就可能撞上暗礁！”从那以后，没人再敢轻视这些“小事”。 1987年，黄旭华终于找到向母亲“报平安”的方式。 他在《文汇月刊》上看到一篇写核潜艇研制的文章，里面提到“总设计师的妻子叫李世英”，立刻把杂志寄给母亲。 94岁的老人戴着老花镜，逐字逐句读了三遍，突然对子女们说：“你们三哥不是忘了家，他是在给国家造船呢！”妹妹后来在信里说，母亲把杂志放在枕头边，每天都要翻一翻，逢人就说“我三儿在干大事”。 1988年深潜试验前，黄旭华做了件“出格”的事。他把母亲的旧围巾叠好放进随身包里，对同事说：“要是真出了事，就把这个交给我家人。” 当时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深潜时艇毁人亡的阴影还在，参试人员里有人偷偷写遗书，他却笑着说：“我是总设计师，最了解这艘艇，我不下谁下？” 潜艇下潜到300米时，钢板发出的“咔哒”声让人头皮发麻，他却摸着口袋里的围巾，在日记本上写下“惊涛骇浪，乐在其中”——那一刻，他想的不仅是试验成功，还有回家后能给母亲讲讲“龙宫”里的故事。 如今的黄旭华，办公室里还摆着两样特殊的东西：母亲用过的老花镜，和当年算数据的算盘。 95岁高龄的他，每天仍会准时到研究所，帮年轻设计师修改方案，遇到复杂的计算，还会拿出算盘演示：“计算机算得快，但手动算过，才知道数据里的门道。” 他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奖金全捐给了科研项目，说“这些钱要花在刀刃上，让更多年轻人能安心搞研究”。 去年冬天，黄旭华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回了趟广东老宅。 院子里的藤椅还在，他坐上去，仿佛还能看到母亲当年打盹的模样。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是1988年那次回家时和母亲的合影，照片里母亲握着他的手，笑得很开心。 “母亲没等到我给她讲核潜艇的故事，但她知道我没辜负她的期望。”他轻声说，阳光落在照片上，像母亲温暖的手，轻轻抚摸着他掌心的老茧。 现在，黄旭华依然坚持每天学习新知识，他说“核潜艇技术一直在发展，我不能落后”。 偶尔有人问他，隐姓埋名三十年值不值，他总会指着窗外的核潜艇模型：“你看，这就是我的答案——国家强大了，老百姓能安心过日子，比什么都重要。” 这份家国情怀，就像他掌心的老茧，历经岁月打磨，却愈发清晰厚重。 信息来源： 光明网《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深潜”功名三十载，志探“龙宫”一痴翁》 中国军网《黄旭华:隐功埋名三十载，终生报国不言悔》 中国网《黄旭华:我为祖国深潜》 北京日报《他三十年未与父母团聚,为国“深潜”造出大国重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