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军统女特务冒死救下一名地下党，11年后，女特务被我党抓获，女特务提出：“找到当年的地下党替我证明”。 这句话从王化琴嘴里说出时，审讯室里的人都愣住了，办案人员面面相觑，气氛短暂凝滞，有人放下笔，有人抬起头望着她，似乎不敢相信一个军统出身的女人，会在这样的关头提起一个共产党人的名字。 当时的王化琴脸上没有血色，她已在牢中被关了数月，身上带着伤，几次昏迷，她说话声音微弱，却带着一种不容忽视的笃定，她并没有哭，也没有为自己辩解，只说了那句话。 那是1951年，镇反运动如火如荼，许多隐藏多年的旧军统人员被揪出，她的名字也出现在名单上，档案显示她曾任军统邮检所长，直接参与过对共产党通信的审查和拦截。 罪名清楚，结局似乎已注定，可就在众人准备整理材料上报死刑批准时，她突然提出要找到一名叫“康乃尔”的地下党员为她作证。 负责案件的审讯员心中掠过一丝怀疑，他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军统女特务居然要靠共产党人替自己脱罪，这件事被汇报上去，许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她在拖延时间。 可也有人心中起了疑问，因为她的案子虽然罪名严重，但卷宗中找不到直接的迫害证据，于是，调查组被派去核实。 时间退回到十几年前，王化琴出身重庆一个殷实的家庭，父亲早年经营盐业，母亲受过教育，家里重视学问，她从小聪明，读书刻苦，掌握了外语。 青年时她在成都教书，后因抗战形势紧张，被动员参加民众训练班，负责宣传与募捐工作，她当时信仰的是救国理念，未明确政治立场，只想让国家不被侵略。 战争混乱，她被征调进军队宣传部门，因懂外语被上级推荐到情报机关，最初她从事译电和审查工作，只负责文件，不参与行动。 可在那个时期，军统已成国民党对抗共产党和抗日力量的重要机构，她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其中，她在军统内部表现出色，职位不断上升，那时她名声干净，受人信任。 直到1940年，她在破译一份密电时，偶然看到一个名字：康乃尔，那是她少年时认识的朋友，当年他们同住一条街，一起读书，此时他已是地下党，军统准备在当天下午逮捕他。 她知道一旦出手就是叛变，可她没有犹豫，那天她以身体不适为由离岗，找到康乃尔，暗中让他撤离，行动结束后军统一无所获，她被怀疑泄密，关押半年，受过刑，最终因证据不足释放。 此后几年，她仍被迫留在军统系统，但她开始暗中保护邮政系统中的地下通信，她多次销毁可疑信件，隐瞒情报，间接救下了不少人，她知道这些事一旦暴露，足以判她死刑。 可她仍坚持，直到国民党败退，她才借口辞职，1948年，她去了泸州，嫁给了一个地方教师，自称曾在邮政局任职，从此隐姓埋名。 新中国成立后，她在昭化中学教书，生活平静，可这平静没持续多久，镇反运动中她的军统身份被查出，被捕关押。 审讯时她不否认过去，但坚称自己没有参与迫害，没人相信她，直到她说出康乃尔的名字，调查组找到康乃尔时，他已是四川省政府的副省长。 他听到这个名字沉默很久，随后签署了一份陈述，他写道，1940年他在成都被军统密报追捕，是王化琴冒险通知才使他脱险。 后来他多次收到被她保护下的文件和情报，若无她，西南地下党早在那年就遭受严重打击，调查组拿到陈述后立刻复核。 档案对比发现，她的确在当时担任情报破译员，地点和时间完全吻合，多方查证确认她在岗位期间销毁过大量文件，其中有被共产党系统追认的重要情报资料。 这份材料送到上级，案子被重新审理，定性从“军统特务罪”转为“历史问题人员”。她被判无罪释放，当释放通知下达时，审讯室里的人神情复杂。 有人觉得难以接受，一个军统出身的人竟被共产党高干亲笔证明清白；也有人沉默，似乎在思考历史的讽刺，审讯员说，她在铁椅上听到结果时只是轻轻点头，没有任何表情。 康乃尔坚持亲自去接她，他说那是他欠的债，两人相见，周围的人心中都涌起一种难言的感受，没有人知道他们当年的经历，但所有人都明白，如果没有那次救命之恩，也许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这名副省长，早已在战火中死去。 王化琴离开监狱后，没有再回原来的地方，她被安排在一个图书馆工作，默默整理资料，过着普通生活，她从不主动提过去，也没有要求补偿。 多年以后，那些办过她案子的人仍记得当时的情景，有人说，她的那句话让整个审讯室的空气都停顿了，有人说，康乃尔那封信的签字，改变了他们对“敌我”的固有印象。 她的案件档案后来被封存，上面的结语只有一句话：“此人虽出身敌营，但在敌中保存善意，予以宽释。” 那一刻，她不再是军统的特务，也不只是一个囚犯，她成了历史中那个最难界定的人：在黑暗里行走，却始终没有完全背向光。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