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警卫员探望詹才芳，詹才芳看到他口袋里别着派克笔，就向他讨要，警卫员起初不肯给，詹才芳解释：“我找了个对象，要送她的！” 詹才芳的话音刚落，屋里一瞬间变得安静，谭知耕愣在那里，像是被人从背后轻轻推了一下，没料到这位他一向敬重的大队长会向自己开口讨要东西。 那支派克笔是他在一次突袭中从敌军军官身上缴获的战利品，笔尖残旧，笔杆是用国产笔身配的，但对他而言，是几个月来唯一能让他记住那场胜利的东西。 如今听詹才芳要，心中自然有些舍不得，他没有立刻回应，手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前的口袋，笔尖还透出一点凉意，詹才芳察觉了他的迟疑，只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简短，却让谭知耕的神情立刻变了，詹才芳告诉他，自己打算将这支笔送给一个人，一个让他愿意掏出全部真心的人，那一刻，谭知耕沉默片刻，把笔取下递给他。 没有仪式，没有推辞，就像是把一段心意托付给另一个人，那年是1940年，部队驻扎在冀中一带，战火接连不断，补给紧缺，能保存一支笔本身就是不易。 詹才芳接过笔，指尖略微一紧，他没有多说，只是点了点头，谭知耕见状反而觉得轻松了，那支笔去了它该去的地方。 这件事的起点其实要从一年多前说起，那时的詹才芳已是抗大二分校的大队长，忙于训练新兵，工作紧、时间少，身边的同志多次劝他成家，他总说等战争结束再说。 直到一次偶然的安排，妇女干部洪广生拉着他去见一位地方女干部，那是杨静，杨静是阜平县妇救会的主任，文化水平高，工作认真，组织能力出众。 她常带着妇女下乡宣传抗日，教孩子识字，起初，她听说对方比自己年长许多，还以为只是例行介绍，并未放在心上。 可第一次见面时，詹才芳说话不多，却每句话都落在实处，那种朴实的态度让她记住了他，两人第一次真正相互了解，是在一次战地动员会上。 会后，杨静为前线部队整理物资，詹才芳负责护送，短暂的同行让他们之间多了联系，分别时，他只说以后有信可写，那之后，通信便成了两人之间唯一的方式。 詹才芳识字不多，写信成了难题，他花了几个晚上，用练兵时的笔记本练写，反复修改，第一封信写好后，他觉得太生硬，怕她看不懂，又找了文化好的同志帮忙改字。 信寄出几天后，杨静亲自赶来，说那封信写得不像他，她告诉他，信不用漂亮，写自己就好，从那天起，他再没有请人代笔。 他们约定，每月写两封信，无论战争多紧张都不能断，后来战事频繁，通信往往延误，一个月也收不到回信，可每次信到了，他都仔细收好。 纸上错字连篇，却见证了他们在战争中的相守，杨静的信总是整洁、分明，讲着地方工作的进展，也夹杂几句生活琐事。 她会在信中指出他写错的字，让他改下次再写。这样的往来成了他们感情的纽带，詹才芳常说，读她的信比开会还认真。 随着时间推移，两人关系越发稳固，战区形势变化快，消息常断，他们的信件有时要经由数个交通员辗转送达，杨静常带着一支笔抄写文件，却总说自己的笔太钝，那句话詹才芳记在心里。 直到那天，谭知耕来看他，他刚从前线回来，带着缴获的物资，那支笔就在他的口袋上，詹才芳看到的那一刻，心里闪过的不是羡慕，而是念头：那正是可以送给杨静的礼物。 他手中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太少，唯一能表达心意的，就只剩这支笔，从那天起，他把笔包好，等有机会送出，几周后，他随部队路过阜平，那天夜里，杨静在妇救会忙完，才知道他到了。 没有仪式，也没有人陪，他从怀里取出那支笔，郑重交给她，他们的感情在通信中继续升温，每次分别都不知何时再见，他们只靠信件维系，信里没有花言巧语，只有汇报、叮嘱和等待。 1940年夏天，抗大二分校在阜平暂住，他们终于在同一个地方停留，组织批准他们结为夫妻，婚礼极为简单，借用村民的屋子，两位同事作证。 詹才芳拿出那支派克笔，在纸上写下两人的名字，杨静笑着收好，那一纸婚书后来成了他们一生的纪念。 结婚三天后，詹才芳接到调令，连夜离开，出发前，杨静又用那支笔写了一封信，说无论分多远，都要继续写下去，那封信，他一直带在身边。 战争年代的爱情来得快，去得慢，他们的信件穿过前线、山谷、封锁区，被风吹皱、被雨打湿，却从未停过，派克笔在这其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 它是他们之间的见证，是他们通信的延续，每一次杨静执笔写信，詹才芳都能感受到那份延续在战争与时间之外的联系。 杨静仍保存那支派克笔，詹才芳退休那年，她将笔放进小木盒，与当年的信一起封好，那是他们共同的记忆，也是那个时代无数普通人最真挚的情感印证。 那支笔从战场辗转到书桌，从一名士兵的口袋到两位信仰坚定的战士之间，最终落入岁月深处，它见证的不仅是一段爱情，更是战争中难得的宁静与坚守。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主要信源：詹才芳．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