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国军师长黄振涛劝吉星文起义，吉星文说：“我是不会参与的，但老兄大可放心，出卖朋友的事我也不会干的。” 那一天，吉星文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屋里所有人都沉了下去，吉星文神情平静，声音低而稳，话语清晰：“我不会参与，但我也不会出卖朋友。” 副官刘绍文垂下头，指尖在桌面上轻轻颤动，参谋冯季良眼神闪烁，不敢与吉星文对视，整个师部静得没有一点声响，只有远处院子里传来的马嘶声断断续续地回荡。 每个人都明白，这句话意味着独立三六〇师已经与黄振涛划清界线，也意味着吉星文做出了不可逆的决定。 几天前，黄振涛在自己的师部里几乎陷入绝境，九十六军第一四一师的粮草断绝已有十余天，弹药只剩下平日储备的一成，士兵开始私自外出觅食，野菜、树皮、腐烂的红薯皮成了口粮。 黄振涛看着军械库空空如也，心中清楚，继续坚守只会等来全军覆没，几名营长在会议上直言不讳，劝他与解放军接洽，起义投诚。 黄振涛没有立刻答应，他明白这样的举动需要巨大风险，一旦消息走漏，军统特务便会立刻出手，当夜，黄振涛坐在地图前，一夜未眠。 墙上的油灯忽明忽暗，地图上的前线被红笔划得密密麻麻，几乎没有退路，他想起昔日的同窗吉星文，那个在黄埔军校时与他同吃同住、同赴战场的人。 吉星文当年以纪律严明、作风刚硬著称，即使在最混乱的战场也能保持冷静，黄振涛想，如果能说动吉星文，两支部队联合起来起义，不仅能保存兵力，还能避免无谓牺牲。 想到这里，黄振涛下定决心，亲自前往，次日清晨，黄振涛带了两名卫兵，从驻地出发，一路上他未曾停歇，沿途的村庄早已荒废，炊烟稀少。 他经过一个被轰炸的补给站时看到倒塌的辎重车，那些车上装的，原本是运往吉星文部的粮食，黄振涛心里更急，知道若不尽快行动，吉星文的师也要陷入饥饿。 黄振涛抵达独立三六〇师师部时，正值午后，吉星文正在批阅伤亡名单，桌上摊着厚厚一叠报告，纸张边缘被手指磨得起毛。 副官刘绍文进门通报，吉星文抬起头，神色平淡，命人让黄振涛进来，两人多年未见，一个是友军师长，一个是旧日同窗，但那一刻身份的分界线已清晰如刀。 黄振涛站在吉星文面前，脸上带着掩不住的疲惫，他报告九十六军的现状，说明弹药与粮草的断绝，说士兵饥饿难忍，纪律已近崩溃。 他说总部已无回应，江南战局必败无疑，黄振涛取出一份密件，那是几个营长的署名信，愿随他共同起义，他说愿意与独立三六〇师联合行动，保证所有官兵安全撤离。 吉星文没有表态，只让参谋冯季良收下信件放在桌上，整个过程他一言不发，眼神平静如常，黄振涛一度以为吉星文在考虑，心中燃起一点希望。 可是当吉星文终于开口，那句“我不会参与，但我也不会出卖朋友”像一堵墙，将所有的可能都挡在外面。 黄振涛的脸色瞬间僵硬。吉星文的拒绝并非意气用事，而是出于深植心中的忠诚，吉星文自黄埔毕业后，始终以“军人以命相许”为信条，他认为军令不可违，起义是对誓言的背叛。 无论局势多危急，他都不愿动摇自己的立场，吉星文不是不明白当前的形势，而是无法接受向旧誓妥协，黄振涛站在原地许久，没有离开。 他知道吉星文的性格，也明白言语再多都无法改变，黄振涛转身前忽然说起自己部下的情况，说士兵已经连鞋都卖了换粮，说有战士饿死在岗哨，他的语气没有请求，只是在陈述事实。 吉星文听着，没有回应，他知道那些情形都是真的，但仍坚持原立场，黄振涛离开师部时，天色将晚，刘绍文站在门口，目送黄振涛远去。 吉星文则回到桌前，继续批阅报告，他知道那一别之后，两人将走上不同的道路，几天后，黄振涛的起义消息传遍前线。 九十六军第一四一师全部放下武器，加入解放军序列，部队得以完整保存，消息传到独立三六〇师，参谋冯季良面色发白，副官刘绍文低声劝吉星文重新考虑，但吉星文始终拒绝。 多年以后，知情者提起此事时都语气复杂，有人说黄振涛救了数千人，有人说吉星文守住了操守，没有谁是完全正确，也没有谁是完全错误。 那年六月之后，两条道路各自延伸，战争早已结束，风平浪静之中，只有那句话被人偶尔提起：“我不会参与，但我也不会出卖朋友。”这句话成了那段历史的注脚，不带褒贬，却让人久久难忘。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