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建立新中国，有多少人牺牲在建国以前？约2100万(其中有名有姓的超过370万)。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47位我党高层也牺牲在建国以前，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从没考虑过自己的生死，一直都在向前向前…… 北平的旧机关被接收时，最先换手的常是印章、钥匙和档案袋。 屋子可以打扫，牌子可以摘下，桌上的墨盒也能重新添满。偏偏有些位置补不上。建国以前牺牲的人，已经不能走进新办公室，也不能在会议记录上签自己的名字。 他们留给新中国的，不是到场，而是一段段提前中断的工作。 约二千一百万人牺牲在建国以前，其中有名有姓的超过三百七十万。 数字大到让人发愣，像一整面墙压过来。四十七位我党高层也倒在一九四九年以前。高层二字听着离普通人远，落到当年的地下机关和根据地里，却很实在。一个负责人被捕，交通站要改路线；一个工运骨干牺牲，码头和厂房里的关系要重新接；一个办刊、讲学、建组织的人走了，后来者还得摸着他留下的纸页往前走。 李大钊的名字常和北大红楼连在一起。那栋楼里有报纸，有书架，有来去匆匆的青年，也有北洋时代沉闷的空气。他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给从湖南来的毛主席安排过书记工作，每月八元。毛主席做的事情不算显眼，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整理报刊，守着一张桌子。 可一张桌子旁边就是书刊和人群，许多新观念从那里进进出出。 那时毛主席住在三眼井，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钱紧，职位低，说话带南方口音，想同那些名流谈政治文化，人家也未必愿意停步。李大钊没有给他一条铺好的路，只给了一个能靠近时代风口的位置。八元钱管住了吃住，阅览室管住了眼界。 一个青年从登记簿前抬头，看见的不只是读者姓名，还有中国到底该往哪里去的争吵。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湖南学生运动起来。 《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办，毛主席写稿、编稿、校对，忙到日子像被揉成一团。李大钊在北京读到这份刊物，曾加以推荐，也赞同《民众的大联合》里的主张。 长沙和北京隔着很远，文字却把两边接上了。 那个年代没有稳妥的传播条件，一份小刊被查禁，一个组织被盯住，许多工作就会连根受损。 一九二零年前后，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秘密活动，搜集书籍，翻译，讨论新学说。毛主席第二次到北京期间，通过李大钊以及邓中夏、罗章龙等人的关系，接触到一些难得的中文译本和介绍。书不多，读的人也不多，可在旧中国那种密闭屋子里，一本书有时像一根撬棍，能把年轻人的脑子撬出一道口子。 李大钊没有活到北平和平解放。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在北京遇害，年三十八岁。三十八岁，说老太早，说年轻又已经扛过太多事。他比毛主席只大四岁，却已经参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早期党组织建设，承担北方革命活动。 一个人被杀，组织不会立刻停下，可联络、刊物、讲演、书信，都要付出新的代价。 和他一样没走到一九四九年的，还有许多名字。 向警予一九二八年在武汉牺牲，她长期从事妇女运动，把被旧家庭和旧工厂困住的人带到公共事务里。彭湃一九二九年在上海牺牲，海陆丰农民运动曾因他而掀起巨浪。蔡和森一九三一年在香港被捕后遇害，早年同毛主席、向警予讨论过革命道路。邓中夏一九三三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工人运动里的车间、码头、铁路都曾留下他的工作痕迹。瞿秋白一九三五年在长汀就义，曾在中央机关承担重要职务。 这些人不是天然站在纪念碑上的。 活着的时候，他们要处理很琐碎的麻烦：住处会不会暴露，联络人能不能准时到，传单藏在哪里，书从哪里弄来，谁被捕后可能牵出谁。许多牺牲并不带戏剧性的场面，可能只是一扇门被敲响，一条街忽然不能再走，一个熟人转身成了告密者。 理想到这种时候，会变得很具体，具体到一个人闭口不说，另一批人才能转移。 有名有姓的三百七十多万人，已经是能找回的巨大部分。更多人被战争、搜捕、疾病、饥饿和路途吞掉，姓名散在地方档案、家属回忆、烈士证书和纪念馆墙面上。 四十七位高层牺牲者只是其中一列，却能让人看见新中国来路上的组织损耗。 政权建立需要胜利，也需要有人在胜利到来前把缺口堵住，把线索留下，把下一棒交出去。 一九四九年十月，天安门城楼上站着许多走到终点的人。 城楼下的人群欢呼，旗帜升起，礼炮响过。李大钊不在，向警予不在，彭湃、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也不在。他们停在各自牺牲的年份里，停在北京、武汉、上海、香港、南京、长汀这些地名旁。 新中国成立那一天，许多名字没有出现在现场，却压在每一本尚未合上的名册里，一页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