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苏联对中国宣战，得知消息的周总理连忙将毛主席叫醒，斟酌再三后，毛主席接连下达了指令。 一九六九年夏秋之间，中南海接到一份沉甸甸的边防与外交警讯。 前线有枪声，外交线上有试探，华盛顿那边又传来苏联可能攻击中国核设施的消息。 纸面上没有正式宣战，可许多事已经按战时节奏动起来。 周总理要处理的麻烦，牵着全国这么大一盘棋，军队、城市、工厂、交通、外交口径，都不能乱。 珍宝岛的硝烟还没有散远。 三月那场冲突，把中苏边界多年积下的火气一下子挑明。到了八月，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严重流血事件。 边境线太长，从东北到西北，随便哪一处擦出火星，都会牵动北京的神经。 苏联在远东和蒙古方向陈兵，中国刚刚拥有核力量，还谈不上宽裕。对手如果真想下狠手，最可能盯住的不是普通哨所，眼睛会落到中国正在长出来的核工业和导弹基地上。 消息传进来时，周总理不可能只看成报纸风声。 八月十八日前后，苏联人员曾向美国方面谈起攻击中国核设施的设想，带着试探口气。美国有自己的利益，中国也不会把别人的转告当成救命稻草。 可这种话一旦出现，就必须按最坏情况布置。 罗布泊、酒泉、西昌，这些名字在地图上连着中国能不能挺过第一轮打击，也连着几代技术人员埋头干出来的一点家底。 毛主席接到汇报后，面对的是一组同时压来的难题。 边境要守，谈判要留口子，城市不能瘫，群众不能被恐慌拖散。那时的中国工业底子薄，运输线长，指挥系统一旦被突然打断，损失会像水一样往低处漫。 三条处置方向就在这种压力里压出来：前线不退，军队入战备，城市往地下和山里分散。 前线不退，并不等于逞一时痛快。 九月十一日，周总理在北京机场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会面。地点放在机场，冷，短，也带着试探。周总理把话说清，苏联若先发制人摧毁中国核基地，中国会认定这是战争和侵略，中国人民会抵抗到底。 这话听着硬，里面还留着一条窄路。 边界谈判要恢复，冲突要压住，谁也不能让一次会面变成开战手续。 军队入战备，是把最坏设想落到营房和阵地上。 十月十八日，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下达，全军加强戒备，防止突然袭击。命令到了部队，日子马上变味。休假收紧，外出减少，值班加密，枪械和车辆都要随时能用。机场、港口、仓库、通信枢纽，能隐蔽的隐蔽，能转移的转移。 许多士兵未必知道华盛顿谈话的细节，只知道夜里睡下去，武器离手边不能远。 城市往地下走，是给普通人留一条活路。防空洞有旧经验，抗战时期，延安就靠洞子躲过敌机轰炸；抗美援朝战场上，坑道也保住过人员和物资。 一九六九年又不同。核威胁压到城市头上，机关、学校、工厂、街道都被卷进人防。有人搬设备，有人清点粮食，有人把重要装箱，有人下班后继续挖土。不少城市还组织防空演练，学校按警报集合。白天还要上课上班，夜里通道里有铁锹声。那场面不热闹，是一个国家把可能挨打的部位往里收。 疏散同样不好做。大城市人口密，工厂设备重，医院、学校、机关都有自己的牵挂。人往哪里走，机器往哪里放，通信断了谁接替，粮食怎样供上，每一项都要落成办法。靠山、分散、隐蔽，这几个字落到地方，就是一辆辆车、一张张名单、一处处临时驻地。 战争还没有来，战时生活的毛边已经磨到人身上。 中国还需要让对方听见另一种声音。九月二十三日，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九月二十九日，又完成一次百万吨级氢弹空投试验。 两次试验靠得很近，信号很清楚：中国的核力量年轻，数量有限，可并非没有还手能力。 核武器一旦进入判断，战场就不再只看谁先打第一下，还要看第一下以后，谁承受得起第二下、第三下。 这几件事没有被摆成漂亮场面。 周总理在机场谈判，毛主席在中南海拍板，部队在营区外转移，工人在地下通道里铲土，科学家守着试验数据。它们分开看，都只是各干各的活；连在一起，形成中国对核讹诈的回答。谈判没有软下去，战备没有乱起来，群众动员也没有只停在口号上。 十月二十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恢复，紧张仍在，桌子总算摆了出来。 后来回看这一年，容易只记住“深挖洞”三个字。 其实洞子只是露在地面的那一小截。更难的是让国家在恐惧里还能运转，让边境士兵知道身后有人，让城市居民知道脚下有路，让对手知道中国不会被一记突然打击吓散。 秋天过去时，许多地方的土还堆在院墙边，军营里的灯也常常亮到后半夜。 没有炮声的地方，同样有人守着自己的岗位。值班表还贴在墙上，警报还要试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