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宋应星写完《天工开物》，笛卡尔也出了《方法论》。俩人谁也没见过谁，写的也不是一回事。一个记怎么造风箱、炼锌、养蚕，图多字实，连木匠看了都能上手；另一个全在讲怎么想问题，怀疑这、拆解那，连数学都得先当语言用。 《天工开物》在清朝被禁，不是因为写得不好，是它压根不走科举那条道。宋应星自己说“跟功名一点关系没有”。可欧洲那边，笛卡尔哪怕被教会盯上，论文照样有人读、有人吵、有人改。 书传出去后也挺有意思：法国人儒莲只翻养蚕和造纸，达尔文拿去当人工选择的例子；日本人偷偷印、朝鲜人拿来改田制，但没人拿它搞出新科学。 技术是手上的活儿，科学是脑子里的规矩。差这点，就差了三百多年。 1637年，两本书同时诞生；一个被捧上天，一个差点烧光；它们到底说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