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着骂名反对建造2000亿粒子对撞机，这个人是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更刺眼的是，他的对手不是外行，而是中科院院士、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两位顶级科学家在同一个平台上公开交锋，隔天发文互相反驳，这场争论从2016年一直烧到此后数年。 事情的起点要追到2012年。那年7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发现希格斯玻色子，粒子物理标准模型最后一块拼图补上了。仅仅两个月后，以王贻芳为核心的中国高能物理学家团队就提出了建造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的设想：周长100公里的地下环形隧道，专门用来大量产生希格斯粒子，做精确测量。这是一个造价预估超过2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千亿的庞大计划。 王贻芳的逻辑很直接。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总经费的比例大约只有5%，而发达国家普遍在15%左右。高能物理领域，中国更是长期落后。他认为，如果不趁希格斯玻色子刚被发现、国际窗口期还在的时候建起自己的大装置，中国就会在这个领域彻底掉队，而且这个差距很难追回来。 2016年9月4日，94岁的杨振宁在《知识分子》发文，直接点名反对CEPC项目，列出七条理由。文章发出的第二天，王贻芳就在同一平台逐条回击。两篇文章几乎前后脚发布，火药味极重。 杨振宁的核心论点之一，是美国的前车之鉴。1989年美国开建超导超级对撞机（SSC），预算从最初的30亿美元一路追加到80亿，最终1993年国会叫停，白烧掉约30亿美元。他说，造大对撞机就是"进无底洞"。他还算了一笔账：中国高能物理学家在世界重要学者中占比不到1%到2%，一旦建起这个装置，90%的工作将由外国人主导，诺贝尔奖也轮不到中国人。 王贻芳的反驳同样有力。他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说事：那个项目历次超亿元的大型工程，"实际造价与预算相比，连5%都没有超"，中国的工程管理能力不能用美国的失败来类比。关于人才问题，他的判断正好相反：CEPC本身就是培养人才的平台，中国科学家2012年在国际上独立提出这个设想，将来70%的工作将由中国人主导。 两人分歧最深的地方，其实不在钱，而在对高能物理未来的判断。杨振宁早在1980年就在一次美国学术会议上说过一句话："The party is over"——盛宴已经结束。他认为1980年以后高能物理的所有发现，理论根基都来自1980年之前，实验装置越来越大，花钱越来越多，但真正的突破没有出现。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在他看来不过是验证了已知理论，而不是打开了新世界。 王贻芳不这么看。他的底气来自自己亲手做出的成果：2012年3月，他领导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团队发现了第三种中微子振荡模式，入选《科学》杂志当年度十大科学突破。这件事证明，中国人用自己的装置，能做出世界级的发现。他还反驳了"高能物理对生活无用"的说法：没有高能物理，就没有万维网——万维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当初正是为了解决CERN物理学家之间的数据互通问题才开发出这个技术的。 这场争论没有在2016年结束。CEPC项目团队此后继续推进：2018年发布概念设计报告，由来自24个国家、222家机构的逾千名研究人员联署；2023年底发布加速器技术设计报告，共1090页；2025年10月，基准探测器技术设计报告发布，这是国际上首个针对此类装置的探测器技术设计报告。至此，加速器和探测器两大核心技术设计全部完成。团队的目标是在"十五五"规划期间争取启动建设，预计工期8年，2035年前后建成。 钱的问题至今仍是争议焦点。按王贻芳的方案，CEPC分两步走：第一步约360亿人民币，第二步升级为超级质子对撞机大约再需要1000亿。这个数字远低于外界流传的"2000亿"说法，但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不是小数目。 杨振宁的另一个担忧，是这笔钱会挤压生命科学、凝聚态物理、天文物理等其他领域的经费。王贻芳的回应是：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本来就有每年超过1000亿的增长空间，粒子物理和核物理在中国的占比长期偏低，建CEPC是把比例拉回正常水平，不是抢别人的饭碗。 两位科学家的分歧，说到底是两种不同的战略判断：一个认为中国现阶段应该把有限资源用在更确定的地方，另一个认为大装置本身就是确定性最强的投入，因为它能锁住人才、锁住方向、锁住未来几十年的话语权。谁对谁错，现在还没有答案。CEPC的建设申请还在等待批准，这场争论的结局，要等到2035年之后才能真正看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