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出任上海市长后办的第一件事，便是公开致电旅港的上海金融工商界五大亨——杜月笙、陈光甫、李馥生、宋汉章、钱新之，希望他们能够返回上海滩，建设新上海。当时，五大亨保持沉默，未作任何回应，陈毅不死心，又派上海市地方协会秘书长徐采丞，专程跑一趟香港，争取迎回五大亨。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出任市长后，很快做了一件看着有些反常的事。 他公开致电旅居香港的杜月笙、陈光甫、李馥生、宋汉章、钱新之，希望他们回到上海，参与新上海建设。 若只看杜月笙这个名字，事情容易被讲偏。杜月笙有青帮背景，旧上海许多灰色买卖绕不开他；可这份名单里还有银行家、实业界头面、金融系统旧人。陈毅想拉住的，是城市运转所需的经验、信用和人脉，不让它们一下子散到海那边。 上海解放了，安稳还要一件件做出来。 六百万人要吃饭，工厂要原料，码头要恢复装卸，银行要开门，职员要等薪水。战争刚退下去，市场上的心还乱着。有人攥着银元，有人囤着黄金，也有人把外币藏起来，看新政权能不能站住脚。城市最怕人人都在等，等米价，等汇价，等风向，等别人先表态。 陈毅当然知道五大亨不会轻易回来。 杜月笙走到香港，不只是换个住处。他在上海的旧账太多，政治上、帮会上、商业上，都有说不清的包袱。一个人到这个年纪，未必还想再赌一把。陈光甫、宋汉章、钱新之这些人看得更细。他们关心银行怎样接管，存款怎样处理，合同还算不算数，企业会不会被一夜之间改了主人。电报发出后，香港那边没有回声。 没有回声，本身就是态度。 陈毅没有把这件事就此放下，他又派徐采丞专程去香港。徐采丞熟悉上海地方关系，说话不会太硬，也不至于让对方觉得完全陌生。新政府刚进上海，需要这样的中间人。硬邦邦的命令能接收机关，却很难接回信任。 徐采丞带着任务去了，香港的门也许开了，话也许说了，可五个人终究没有成批回到上海。 这一趟没有带回人，却带回一个更冷的事实：旧上海的上层圈子不会因为一句邀请就散去疑心。 那些人对上海熟得很，对权力更熟。他们知道局面变了，也知道自己身上有旧关系留下的影子。回去，可能是机会；不回，至少还能观望。上海这边不能把一座城市的恢复，押在几个旅港人物的犹豫上。 城里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压过来。 银元投机闹得凶时，街头价格像被人拎着抖。工人拿到工资，转身就担心明天买不到同样的米。 商店不敢定价，市民也不敢放心花钱。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汉口路42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打击银元投机。 封条贴出去，许多人这才看见，新政府写信争取人，也能在金融要害处下手。 这一步很关键，请五大亨回来，是给愿意合法经营的人留门；查封投机场所，是把扰乱市场的人挡在门外。两件事放在一起看，才像陈毅接管上海的真实手势。一只手伸出去，另一只手按住秩序。伸出去的那只手不能太软，按下去的那只手也不能乱打。 上海是工商业城市，打烂了，穷人先遭殃；放任了，旧势力又会从缝里钻出来。 杜月笙没有回来，后来病死香港。黄金荣留在上海，收起了过去的架子。那些名字曾经能让码头、赌场、戏院、银行都跟着动一动，到了1949年之后，分量开始变了。 新上海不可能靠老大亨发号施令，也不能假装他们从未存在。 能用的经验放进制度里，该割断的旧链条就割断，这个过程不响亮，却比喊几句漂亮话更难。 工商界也在旁边看。荣毅仁、刘靖基等留沪企业家面对的是车间、仓库、工资册和原料单。陈毅同他们接触，讲恢复生产，也讲劳资关系。旧厂里有抄身制，工人下班被搜身，心里积着气。新秩序要站住，不能只让老板安心，也得让工人觉得自己是人，是一双干活的手。机器开动以前，这些细处也得理顺。 后来一些旧金融人物的名字仍出现在新中国金融机构的安排里。 宋汉章、陈光甫这样的旧银行界人士，并没有被划掉。人可以不在上海，经验和名望却还能被重新放置。陈毅当初发出的那封电报，表面上没请回五大亨，实际上把边界亮了出来：守法经营，可以谈；拿旧关系操纵市场，不行。 上海没有等香港回信。 电报纸会变旧，港口的船会来来去去，市政府每天还要处理米煤、水电、货币和工厂开工。 徐采丞那趟路，像一根线，一头连着旧上海未散的影子，一头连着刚接手城市的人。线没有把五个人牵回来，却让上海看清了，新的秩序不能靠他们点头。 街上的封条、银行的柜台、厂门口等工的队伍，比沉默的回信更早给出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