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天消息传到重庆，一个胖大男人拎着酒瓶冲到街上大喝，拿根手杖挑顶帽子乱舞，见人就拥抱亲吻，熟人上来就砸一拳，又叫又跑直到喊不动了才回去睡觉。 1945年8月10日傍晚七点左右，重庆闷热难当。 美军驻重庆新闻处传出消息：日本愿意无条件投降。消息像野火一样烧遍山城。 《新华日报》当晚印了号外，剧作家夏衍回忆，化龙桥街上挤满了人，一个花白胡子的老汉站在公共汽车上嚷：“老子能盼到这一天，明天早上就死，也甘心了。” 鞭炮声震天响，人们涌上街头，抱在一起哭、笑、拍肩膀。 在聚兴村，一个胖大的中年男人听到消息后愣了片刻，然后拔腿往外冲，跑了一半才发现光着膀子，又折回去套上衣服。 他抓起一瓶泸州大曲，攥着一根手杖，跌跌撞撞闯进人海。 这人就是傅斯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即将上任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 街上，傅斯年像疯了一样，他用那根手杖挑起自己的帽子，在头顶转着圈乱舞，帽子飞出去好几次。见人就拥抱，抱完就亲。 遇到熟人更狠，先砸一拳，再抱着肩膀哈哈大笑。 他一路跑一路喊，直到嗓子彻底哑了才回去睡觉，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 罗家伦后来去看他，他爬不起床，嘴里念叨：“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唉！” 一个北大代校长，喝高了把随身家当都耍没了，醒来惦记着买不起新帽子和新手杖。 这话听着好笑，笑完了又让人心酸。 十四年的憋屈有多深，才会让这个大学问家放下所有体面在街头撒欢？ 傅斯年对日本人的恨，不是凭空来的，“九一八”后，日本人派御用文人说“满蒙历史上不是中国领土”。 傅斯年连夜找人写出《东北史纲》，摆历史事实、考古证据，证明东北自古是中国领土。 那几年他在《独立评论》《大公报》上写文章骂日本人，1932年他写过：中日问题绝没有和平解决的希望，想跟日本人讲和是做春秋大梦。 1935年，傅斯年的儿子出生，按辈分该排“乐”字，他没按规矩来，给孩子取名“傅仁轨”。 因为唐朝大将刘仁轨在白江口一战打败倭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朝鲜对日本打歼灭仗的人。 他用这个法子告诉所有人：这一辈人欠下的血债，下一辈接着还。 可就是这么恨日本的人，年轻时候完全不是这样。 五四时期，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把日本当成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样板，傅斯年那时也在文章里推崇日本，恐怕他当时做梦也想不到，十几年后自己会以最疯狂的方式庆祝这个“样板”彻底完蛋。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管北大校长，他立了一条死规矩：凡是抗战期间跑到“伪北大”当教授的人，一律不聘，有人来说情，他一概不理。 有个叫容庚的教授不服，专门跑到重庆来找他理论，两人刚照面，傅斯年猛地一拍桌子，指着容庚的鼻子破口大骂。 第二天重庆《新民报》登出这事，标题是——“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广播《终战诏书》，正式宣布投降。 从那天起，中国人十四年的苦难总算找到了出口。 从师日到抗日，傅斯年这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国破家亡的血火中被硬生生逼出来的。 那一天，他的帽子丢了，手杖丢了，嗓子叫哑了。他赢了。不单他赢了，每一个忍辱负重的中国人，每一个倒下去再也站不起来的英魂，都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