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文：“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说，中国领导层不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所青睐的中美‘两国集团’（G2）概念。”要知道，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2008年提出，主张中美“两国集团”共治全球；特朗普任内曾高调鼓吹，试图以此定位中美关系、分摊责任并捆绑利益。 G2，听起来像是两个大国平起平坐，实际上却不是一张简单的“合作请柬”。5月30日，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场边受访时说，中国领导层不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所青睐的中美“两国集团”概念。 5月31日，联合早报刊发相关报道，6月1日前后，这一表态在中文舆论场继续发酵。这句话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它不是随口一说。 就在5月14日至15日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刚刚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确定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换言之，中美可以谈稳定、谈合作、谈管控分歧，但这不等于中国接受美国给出的G2标签。 G2这个词，最早在美国政策和经济学界被不断讨论，2008年前后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而升温。它的大意是，美国和中国作为两个重量级经济体，应当共同牵头处理全球经济、金融和安全等问题。 听上去很大气，甚至有点“抬高中国”的味道，但外交上的话，不能只听字面意思。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个框架默认世界事务可以由两个国家来安排。 大国坐在桌边谈好规则，其他国家再去适应结果，对很多中小国家、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的模式并不让人放心。世界不是两个人下棋，也不是两家公司分市场。 崔天凯在新加坡说得很直接：世界并非、也不应该由一两个国家统治；中国希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应平等。这番话的重点，不是拒绝美国，也不是关闭中美合作的大门，而是拒绝用少数大国决定多数国家命运的旧思路。 今年3月8日，外交部长王毅也公开讲过，中国不认同“大国共治”的逻辑，主张建设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这同崔天凯的表态前后呼应。 一个是在外交政策层面讲原则，一个是在热点场合回应具体标签，背后的意思是一致的。特朗普为什么喜欢G2？ 原因并不复杂。他看重力量对比，也习惯用交易方式处理国际关系。 在他的语境里，中美是两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所以可以被称作G2。这样的说法，既能显示美国仍在全球牌桌中央，也能把复杂的世界问题压缩成中美之间的谈判。 但中国不能顺着这个逻辑走，因为一旦接受G2，外界就可能理解为中国愿意同美国一起“共治世界”。这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中国要承担超出自身发展阶段的全球责任；二是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容易被误读，甚至被有意分化。 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国内还有大量长期任务要完成。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民生改善、区域协调，这些都不是一句“大国共治”能替代的。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合作、上合组织等多边平台上推动协商，而不是同某个国家私下划定世界秩序。G2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它容易把美国主导的旧秩序重新包装。 美国提出议题，中国分担成本；美国划出框架，中国被要求配合；美国需要减轻压力时，就让中国承担更多所谓“大国责任”。这种合作，表面平等，实际并不对等。 所以，中国拒绝G2，不是拒绝中美关系稳定。恰恰相反，中美越是重要，越不能被一个含糊的标签带偏。 两国需要的是可预期的沟通机制，是经贸上的务实安排，是军事安全领域的风险管控，是在人工智能、气候、公共卫生等问题上的平等协商。5月14日中美元首会谈后，中方强调“建设性战略稳定”不是口号，而应当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 这个表述同G2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强调稳定，不强调共治；强调相互尊重，不强调谁带着谁走；强调分歧可控，不要求中国进入美国设定的轨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崔天凯的表态选在香格里拉对话这样的平台上发出。 香会聚集了很多国家的防务与战略界人士，亚太地区对大国关系格外敏感。中美稍有误判，周边国家都会感到压力，中国此时把话说清楚，就是避免外界把中美合作理解成“大国分账”。 对亚太国家而言，它们需要中美关系稳定，但不愿成为大国交易的筹码。对欧洲、东盟、非洲和拉美国家来说，它们也希望参与规则讨论，而不是坐等两个大国给出结论。 中国反对G2，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告诉这些国家：国际事务不能少数国家说了算。当然，拒绝G2并不意味着中美只能对抗。 世界上很多问题，没有中美参与确实难以推进；但有中美参与，也不代表其他国家就该退到边上。真正成熟的大国合作，应当是把多边机制做实，而不是让多边机制变成陪衬。 G2这个词最大的迷惑性，在于它给中国递来一个“超级大国”的名号。但名号背后常常带着责任、约束和风险，中国若为了虚名接下这个框架，短期也许显得地位更高，长期却会让外交空间变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