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家三个人，都死得很惨。 戴笠这个名字，在江山老家一度很好用。它能换来职位，能吓住地方上的人，也能让一所学校、一片田地、一支枪队披上冠冕堂皇的外衣。 可到一九四九年前后，这个名字又变得很沉。 别人听见它，不再想着巴结，更多是在心里翻旧账。戴家三个人的惨，就卡在这个转弯处。热闹散了，灯灭了，原先靠名号撑起来的东西，一样样露出木头架子。 戴笠活着时，最喜欢把人放进关系里。 弟弟戴春榜早年不成气候，在江山地方混得灰头土脸，后来被他带到西安，借警察系统弄了个税务征收的肥缺。那不是凭本事坐上去的椅子，椅子越软，人越容易歪。 戴春榜到了地方，赌钱、摆阔、欺压百姓，名声烂得快。 景泰县长也做过，时间不长，地方上怨气就冒出来。 戴笠不是不知道，他在兰州还当众训过这个弟弟，连帮忙照应的人也一并挨骂。话说得难听，手却没真正松开。戴春榜照样进军校高教班，照样在军统系统里转，回到江山后又靠忠义救国军、警察局和农场盘踞一方。哥哥的伞还在，他就敢把雨当成没有。 这种庇护很危险。它不是把人扶正，是把人的坏毛病养肥。 戴春榜原本只是地方上一个不争气的亲戚，被权力一抬，成了地方人绕不开的角色。他拿到的每一分好处，都不是白来的。乡里人嘴上不说，眼睛记得清楚。谁家地被占，谁被警察吓过，谁在税口吃过亏，账本不一定写在纸上，却会压在心里。 戴笠在世时，这些账翻不动。戴笠死后，纸镇被拿走，旧账就散开了。 戴藏宜比叔叔更别扭。他是独子，按理说该接住父亲的余荫，可父子之间并不顺。戴笠曾想把婚姻也放进军统关系网里，戴藏宜不愿听摆布。这个儿子既想离开父亲的手，又离不开父亲的牌子。回江山后，他办学校，挂职务，借着“雨农”的名义在地方上说话。学校本该是读书的地方，到了他手里，却掺进了钱、枪和人事关系。 雨农中学的招牌挂起来，纪念父亲是一层意思，给自己撑门面也是一层意思。 他身上的旧账更硬。华春荣被害案牵到他身上，这不是几辆车、几根金条那类家产纠纷能盖过去的事。华春荣曾在江山一带做地下工作，借乡长身份遮掩行踪，后来遇害。旧政权还在的时候，这样的案子能被压住，风头一换，压过的土就会松。 戴藏宜也许觉得自己还有枪，还有钱，还有父亲旧部留下的一点门路。可到了败退时分，这些东西未必保命，反而会把人标出来。 一九四九年前后，他带家眷和财物往外走，路上被搜出美元、金条和手枪。包袱越鼓，越不像逃命，倒像把过去的身份背在肩上走。 戴笠自己的结局也带着反讽。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他乘飞机去南京，天气坏，飞机撞在岱山一带。这个一生躲在暗处调人、查人、抓人的人，没来得及给家里留下一条稳妥退路。身后有追赠，有丧礼，有旧部哭送，场面不小。可丧礼再大，也只是给死人看的体面。 军统改头换面，保密局另起炉灶，毛人凤这些继任者要的是权柄，不是替戴家照看烂摊子。旧部嘴上念旧，手里都攥着自己的算盘。 戴藏宜最早碰到的，正是这种冷。 父亲留下汽车、洋房、钱物，看着很像一份厚实家底，真正分起来却不是儿子说了算。军统内部的人伸手，继任者伸手，亲戚也伸手。戴藏宜想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却发现父亲的遗产早就不是家事，而是旧机关内部重新分赃的一块肉。 他拿到一点，也失去一点。那些油亮的车门、花园洋房的钥匙，摸在手里不轻，保不住人的心。 所以戴春榜跑不掉。他藏到江西广丰一带，还是被抓住，一九四九年底前后被处置。戴藏宜多拖了两年，也没有逃过江山地方的旧案和新政权的清算，一九五一年在保安乡走到尽头。 一个是弟弟，一个是独子，死法不同，根子却有相似处。他们都把戴笠留下的关系当成路，走到半截才发现，那路只在旧世界里通行。世界一翻面，路就断在脚底下。 这种结局并不轻巧。戴笠留下的是一套会吃人的关系，活着时替亲人挡风，死后又把亲人暴露在最亮的地方。地方清算不是凭空来的，许多看似突然的惩罚，其实都拖着旧日的影子。 过去被压低的哭声、恨意、证词，到了换天时，一下子全挤到门口。 后来台湾方面又想接戴笠后人，郑锡英带着两个儿子去了台湾，也有孩子留在大陆。戴家的血脉被海峡隔开，倒是那些远离枪支、密令、派系争夺的人，日子慢慢平下来。戴笠当年给亲人留下过名号、房产、车子、学校和一堆关系，可真正能让人活下去的，偏偏不是这些。 江山地方的路还在那里，雨天泥水贴着鞋底，走过的人少说话，只低头赶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