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知戴笠的人都知道， 戴笠有““四不”和“六好”，这四不就是：不喝茶、不吸烟、不照相、不讲究衣着，六好则是：好高级轿车、好豪华住宅、好洗澡、好枪、好喝酒、好色 戴笠这个人，最奇怪的地方，不在他狠，也不在他会钻营，而在他一边拼命抹掉自己，一边又把自己的影子压到许多人生活里。他不喝茶，不吸烟，不照相，衣服也不爱讲究，像个随时能从人群边角滑过去的人。 可熟人又知道，他好高级轿车，好豪华住宅，好洗澡，好枪，好酒，也好色。一个人把脸藏得那么紧，欲望却露得那么重，这里头不是简单的怪癖，是特务政治养出来的病。 茶杯在普通人手里，是歇口气。 到了戴笠那里，就成了风险。谁端来的，水从哪里倒的，中间有没有换过手，他都得想一遍。他的仇人太多，想让他死的人也太多，不入口，便少一层危险。烟也差不多。烟味会留在房间里，点烟的姿势会被人记住，烟头落在哪里，也可能变成线索。 他不愿给别人这些把柄。 至于照片，更是命门。日伪机关曾经悬赏寻找他的影像，可清楚照片并不好找。对一个特务头子来说，脸一旦流出去，就像门缝被人撬开了。 偏偏这个躲照片的人，又喜欢车。车轮一转，命令就能越过街口、关卡、机场和码头。他坐在车里，窗帘一拉，外头的人只能看见车身过去。豪宅也是如此。 戴公馆不是普通人的家，那里有电话，有等候，有饭局，有传话的人。 客厅里一盏灯亮着，可能只是有人在喝酒，也可能有人的去处已经被定下来了。戴笠不讲究穿戴，并不妨碍他讲究场面。 他要的不是衣料上的体面，是让别人进门前先把声音压低。 他早年并不阔。 浙江江山出来的戴春风，家里窄，路也窄。读书、当兵、碰壁，进黄埔以前，他并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靠山。穷苦当然会教人低头，也会教人记仇，可穷苦不是罪行的解释。 后来那个戴笠，不是被童年直接推出来的。他是在乱世里看准了一条暗路：公开的官场太挤，秘密的门反倒容易往上爬。蒋介石需要一套能看人、盯人、抓人的机器，戴笠正好把自己塞进那只齿轮里。 黄埔给了他入口，蒋介石给了他方向。 调查通讯小组、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局，这些名字听起来像机构，真正落到地上，是线人、密电、监视、逮捕和夜半敲门。戴笠有时未必站在最高名义上，可很多人都知道，真正可怕的是他能把碎消息拼成网。谁在哪座城露面，谁同谁见过，哪封信从哪条线走，这些东西本来琐碎，进了他的系统，便可能变成锁链。 抗战时期，军统办过对日情报，也刺杀过若干投敌人物。 张敬尧、张啸林、傅筱庵的死，确实让一些替日本人办事的人心里发凉。一九四三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戴笠同美国方面的情报合作也更深，电讯、气象、训练、侦察，全都伸进战时机器里。写戴笠，不能把这些事实擦掉。可同一套手伸向外敌，也伸向异己。共产党人、进步人士、普通嫌疑者，被军统拖进黑暗里的不在少数。 功劳和血债摆在一张桌上，哪一边都不能替另一边说清白。 他的“好枪”最能说明这套人。枪不是装饰，不只是防身。对戴笠来说，枪代表一种省略语言的办法。审问太慢，解释太烦，枪口一抬，许多人的争辩就没了。 他好酒，则更像另一种工作。酒桌上有人赔笑，有人递话，有人装醉，有人真醉。戴笠坐在里面，未必每次都喝得狼狈，可他会看。 谁怕谁，谁求谁，谁说漏了半句，杯子一碰，桌面下的账就开始记了。 好色这一项，胡蝶的名字常被提及。稳妥些说，战时重庆的权力空气里，一个特务首脑确实有能力介入明星、商人、财物和人身安全。至于某些传闻，不能把戏台上的锣鼓当成判词。 可只看这一层也够冷了：当公权力贴着私欲走，女人的命运就可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拨来拨去。风月两个字太轻，压不住这种沉。 熟人还说他好洗澡。 这话听着琐碎，却有刺。一个经常同拘押、暗杀、名单打交道的人，偏爱热水冲身。水能洗掉汗味、酒味、路上的泥点，却洗不掉电报里的代号，也洗不掉被关押者在黑屋里熬过的夜。戴笠越爱干净，越显出一种反差：身体可以擦亮，手里的事却不会发白。 那些年，多少人的名字在纸上只剩几个字，进门时还有体温，出来时连去向都含糊。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戴笠乘飞机从青岛起飞，天气很坏，飞机在南京岱山附近撞山焚毁。关于他的死，后来有很多说法，阴谋、意外、权斗，全都来过。 一个一生算计风险、习惯掌控别人行踪的人，死在一次失控的飞行里。 地面的人听见飞机声远了，低云压下来，山那边只剩雨雾，救援的人踩着湿泥往山坡上赶。
